其实仕途发展如日中天的和珅也曾想到一旦太上皇归天，新皇帝嘉庆可能不会信任自己，因此，他也做了提防嘉庆帝的准备，但是由于嘉庆帝表面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把自己的城府埋藏得很深，所以和珅也就放下了心。
和珅贪财甚至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朝野上下许多人对他敢怒不敢言，有的阿谀奉承，有的敬而远之，有的嘴上不说，心里嫉恨。即便如此，文武官员也无人敢公开与之抗衡——两个皇帝都不能把他怎样，我们又能如何？甚至连乾隆帝的诸皇子们都对他望而生畏，不敢得罪。和珅为了拔高自己的地位，借着太上皇耄耋之年，脾气古怪暴戾，喜怒令人捉摸不定之际，竟然骄横到随意恐吓诸位皇子皇孙的地步。宫中的人经常会见到他在太上皇召见后故意散布消息：“今天‘老佛爷’（乾隆帝）很生气，要对×阿哥杖几十，要对×阿哥进行惩罚……”常常吓得皇子、皇孙们惶恐不安。这还不算，他还时不时敲打嘉庆帝，气焰十分嚣张。
乾隆帝虽然已经人至暮年，但仍不甘心放权，但毕竟年老体衰，视力减退，精力不济，批奏折也是丢东忘西。和珅见的多了，竟然常常建议太上皇如何如何，有时还让乾隆撕掉重新拟旨，这其实是犯了君臣之别大忌。后来，嘉庆帝亲政后，给和珅定的罪名就有这么一条：“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显然，这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然，和珅不敢随便矫诏，大多数场合还是利用太上皇的权势，来达到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阿桂去世后，虽然和珅已是首席军机大臣与文华殿大学士，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内阁首辅，即“真宰相”，但他还不满足，因为在爵位上他只是个伯爵。于是，他借勒保“生擒”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一事，想给自己晋爵，请求太上皇乾隆帝恩准。乾隆其实此时对他已经几乎言听计从了，当然满足了他的要求，很快就晋封他为公爵。这么重大的事，他居然压根就没有通过嗣皇帝嘉庆，嘉庆帝虽然心里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太上皇可以直接提升、加封官吏的职位和爵位，嗣皇帝只有默许、认可，毫无自己的主见。而太上皇所作的决定，又大都受和珅的影响，嗣皇帝嘉庆实质上并无多少实权，纯粹是个傀儡。嘉庆帝对此也十分清楚，只好诸事让和珅三分。
虽然朝中也有不少大臣气愤不过，偷偷向嘉庆帝告状，但嘉庆也都一笑了之，并不生气，反而常常在大臣面前表示自己要依靠和珅处理政务。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节有这样的一段记载：“皇帝登极以后，虽恶和珅，而无一言相及。一日和（珅）筵奏太上皇减太仆寺马匹，皇帝独自语曰：‘从此不能复乘马矣。’筵臣之旁闻之者，知珅之必无幸焉。”这表明嘉庆是个有心计的人，处处给足和珅面子，外表上不动声色，对和珅的为所欲为不加干涉，并不时表示对和珅的尊重，利用一切机会放松和珅的警惕。史料也有确切记载：嘉庆帝“自丙辰（即1796年）即位以来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乾隆帝）处分，朕何敢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