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一批熟悉经学的已经走上仕途的高级干部，甚至于已经在太学、地方官学进入教师编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余办学授徒。这既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能给自己搞点不菲的收入。
这是朝廷允许和提倡的。
由于古文经一直不能进入官学，它在私学大行其道，影响反而更大一些。
这样也多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刘秀虽然出身今文，但对于古文经信徒们的强烈诉求，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拒绝，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大家都来说经吧！
跟官学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学的学籍管理较为松散。
私学的学生主要分为及门受教和着录弟子两种。
前者是指学生到场听课学习，亲身聆听老师或者老师委托的资深门生的讲经授课；后者则是指学生在名师门下挂名，而不必亲自到场听课，实际就是“挂靠学籍”。
前者一个老师名下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后者就没谱儿了，学生达上万人的都有，反正没有名额编制限制。
谁有多少学生，往往是老师炫耀的资本和实力的象征；而投在哪个名儒门下习经，也同样是人们在学术界、官场的一块闪亮的招牌。
不容忽视和必须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荣之际，古文经学不可避免地发扬光大了。
在朝廷层面，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层面，古文经虽然没有列入官学教材，但是它的影响已经难以遏制。在郡县，它逐渐地、完全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会文化的主流内容。
由于古文经注重言之有理，讲究训诂考据，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明显多于今文经学，不仅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而且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今天影响全世界的“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汉学之肇始，在于刘秀同时倡导今、古文经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在刘秀的倡导下，帝国中央、地方都很重视教育，官学、私学都很昌盛，不仅培养了人才，传承了文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刘秀还开了一个好头，此后他的子孙们也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使东汉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社会之力推进学习型朝廷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当时和此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后人说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不仅是肯定刘秀本人的文化素质，而且显然包含了对他力推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学习型干部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