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了文景爷俩儿的后期，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帝国朝廷太闲适，太谦逊，太客气，它的权威和控制力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内有诸侯国势力膨胀，有时候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外有匈奴对边境的肆意骚扰，有时候简直就是故意要欺负一把大汉一哥。——大汉的天子，也不是不能欺负的！
很明显，帝国到了这个份上，如果朝廷还是搞无为而治，不仅很难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麻烦，欺负朝廷必将成为一种时尚。
于是，当景帝的太子刘彻即位以后，他审时度势，决定实行治国思想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跳出黄老之道，推行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一般认为，打这儿开始，儒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这是很不准确的。
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刘彻以后历代一哥尊儒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从刘彻他们尊儒现象背后深刻的真相；更要命的是，这种说法还掩盖甚至于抹杀了儒学之外其他思想文化学派的重要作用，危害不可低估。
刘彻也是个文化人，理论功底十分扎实，学术见解也不输于有关专家。他深刻而敏锐地认识到，从南面之术和治国之道来看，儒家思想太柔弱，经不起折腾，单靠道德教育和礼乐教化，是根本无法进行权力角逐和利益格局调整的；法家思想太生猛，动不动就要杀要砍，树敌太多，而且对权术的直白阐释让人很不好意思；而道家和黄老之术就更不靠谱了，治国本来就是一种高调入世，称帝本来就是掌控天下，要是玩清静无为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人家欺负。
相比较而言，法家思想还是最实用的。
更有意思的是，刘彻看来，秦始皇嬴政当年一统天下是法家思想对儒家，乃至对于百家思想的胜利，秦皇二世而亡并不是法家思想的惨败，而是嬴政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把法家思想落实好，操作好，其教训一是他们机械地生硬地套用法家学术主张，没能够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二是没有对法家思想进行必要的更新改造和创意包装，结果伤害了太多的人，激化了社会矛盾。
所以，法家思想是最好的帝王之术，就看你怎么用了！
从本质上说，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对儒家思想的政治利用和对法家思想的包装创新，他以前者为皮儿，后者为馅儿，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包成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饺子。
这样的一锅饺子煮了很多很多年，每每有一哥登基，他很快就会端几盘子过来。
所以，始终坚持法家的原则和策略，运用法家思想治国理政，而为了掩盖法家的严刑峻法和杀伐角逐，又以儒家或者其他思想理论来宣传发动，教化社会，这是西汉武帝刘彻以后历代一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业务。
这种现象在复杂的政治运作和缭乱的表面功夫的背后，是坚定的集权目的和残酷的权力博弈，称之为“内法外儒”或者“阴法阳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