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首任三个核心职位的是：邓禹为大司徒，王梁为大司空，吴汉为大司马。
有意思的是，为了便于打仗，包括邓、王、吴哥仨儿在内的这些同志，基本上同时还肩负各种名目的大将军、将军职责，所以，刘秀最初建立的朝廷领导班子简直就是个战时内阁。
对于从秦和西汉继承下来的地方和中央的这种体制，刘秀是从内心不满意的。
这种地方政治体制，有这么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地方行政机构郡国并行，以郡县制为主。
这固然可以基本上维护中央集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地方割据。因为郡国首长虽然是朝廷任命册封的，可他们权力太大，又掌握着庞大的公共资源，加之交通通讯条件匮乏，要想搞什么猫腻，朝廷还真的不容易发现。
二是地方行政机构是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的高度统一，行政首长集辖区内所有公共权力于一身。
这有点像帝国的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哥手里一样，是最典型高度集权。地方行政首长就是辖区内绝对的权力中心，俨然一个比帝国一哥小了一号的“皇帝”。
这样，往好的方面说，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就看这位小一哥了，他的思想、品格、素质、能力、作风，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地方的祸福；如果往坏的方面说，一旦这位小一哥翅膀硬了想跟朝廷翻脸，这个地方立马就成为割据自立的政治军事实体。
三是地方行政机构的运行主要靠国家较为稀少的法律和朝廷陆续发布的诏书、敇令等，中央对地方的监管约束存在巨大的隐患。
朝廷对地方的指挥和约束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朝廷通过上述渠道调控地方，地方主要通过一年一度的向上汇报工作。
但是，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政治环境下，在自给自足而硬件匮乏的经济环境下，朝廷获得的地方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单一的、陈旧的，而地方首长往往报喜不报忧，拒绝报告，乃至于大力打压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这样，朝廷不光很难及时得到来自郡县的真实信息，郡县想忽悠朝廷也不是没有机会。
比如，当年秦二世当政不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可他还被人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待他了解了真相，农民起义军的棍棒已经打到京城了。
王莽时期，他非常讨厌说真话、干实事的干部，当绿林、赤眉、铜马、五校等农民起义军搅起遍地狼烟的时候，地方首长都故意对他隐瞒真相，只向他报告官军节节胜利的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