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一口通商，客观上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出现了大批外向型产业基地。
清廷严禁洋教，广州十三行成为传教士的落脚点和隐居处。传教困难重重，传教士在十三行商人的默许和暗助下，仍在秘密从事中西文化的交流。
近代的改良思潮与共和革命，之所以滥觞于广东，其源头可追溯到明清时期，荟萃于广州的西学东渐。
十二
在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一口通商利于广东，而于国于民无益。
一口通商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大倒退。晚年的乾隆对西夷的防范更加忧心：“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在他看来，目前国力虽盛，以后将有盈虚损益，对外交往将会带来危险，将会威胁到朕天下，因此，宁可闭关不开，排拒外来势力。
1893年，英使马戛然尔尼以向中国皇帝祝寿的名义，请求扩大中英交流。对其不合理的地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乾隆对这些要求全部严词拒绝。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称：“所请多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历史是那么的无情，世界的格局绝不是“天朝”所能左右的。在国际交往趋于频繁的近代，无数的事实证明：开放方可求强，闭关不能自守——中国的封闭大门被“英夷”的大炮轰开，中国到晚清不得不放弃不合时宜的朝贡体制。
十三
十三行的后期历史，想必是通读了全书的读者所关注的。
潘振承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三日（1788年1月10日）逝世，他逝世前做出安排，潘家不可做公行总商。在官府确定新总商时，潘有度再三推辞，新总商落到蔡世文头上。乾隆末年商欠连发，蔡世文无力解决商欠，负债累累，于嘉庆元年自杀。官府指定潘有度出任总商。
联保赔偿制和朝廷官府的双重压榨，不断有行商破产，受到抄家入官、逮捕法办、流放伊犁的处罚。潘有度意兴阑珊，1808年以十万银两的代价，请求退办行务获得朝廷恩准，遂停止业务。然而到1814年，粤海关不满伍秉鉴、卢观恒二总商，强迫潘有度恢复同文行业务，再任总商。1821年（道光元年）潘有度逝世，潘振承长孙潘正亨不愿继承行务，更怕做总商，他有一句名言：“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迫于压力，潘振承庶孙潘正炜接替行务，更名同孚行，同孚行经营到鸦片战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