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作主”（而不是诡称民主而不肯负责），正是儒家一个基本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并不是“无法无天”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其实在这类问题上很多人都是“以今度古”和“以己度人”）。
不再迷信“科学”之后，我对“民主”也不那么看好了。在研究乾隆时更发现，这位皇帝可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如强调皇帝职责（今人或谓之坚持“专制主义”），不许聚众、禁朋党、戒干誉（今人或谓之“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应重新得到正面的解释（参见《读书》2009：11，及有关博客）。
清朝皇帝兼任宰相，又一切“出自朕衷独断”，无人“辅佐”，无大臣“襄赞”，这使他成了一个十分孤独的人物。他身边也几乎没有形成一个“帝党”。
这不是“专制”，也“专制”不起来。何况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与余英时的通话）！
今天捧读清代实录或其他档案史料，亦不难发现，皇上谕旨虽非公之于众，但无论面对谁人，他都是在讲理，像是在面对天下苍生，面对历史，不但道理要讲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也要交代清楚。“蛮不讲理”，或“没理找理”的事情也不是没有，但都得说出一套，并非“黑箱作业”。皇帝也常常征求别人意见，或发起廷议、会议予以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经济事务，如粮政、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上），这也和一般对“专制政治”的理解不符。
知错能改，且能再三，也不好说是“专制”。
如果说他说一不二，政令通行无阻，不受其他任何制约，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似乎又于史实说不过去。
纵观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过恐怕并不在所谓“专制”之上。中国文字“专制”二字义不在此，昔日也从未有以之论皇帝是非者（西方的“专制”当初也不是贬义词）。特别是清代皇帝君相合一，一身而兼二职，即是政治领袖，又是行政首脑，一般就行政而言，并无所谓“专制”与不“专制”一说的（熟悉现代史事者即不难了解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