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庚戌，谕：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谕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的语言）的层面。[4]
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不可“忘了”政府（国家），它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开始放权），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五、实学和经世之学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及行政考虑（孔门所谓“政事”）面对人口压力以经济发展解决问题从垦政到农政的变化讲求“六政”技术官僚群体及其专门之学从“内政”和“国计民生”出发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所谓“十八世纪经世学派”，是我的一个“发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