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国王评论说“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理解。
对于舒赫德之建议废除八股（非废科举），学界一向给予了很高评价，最近则有研究指出（参见崔磊论文），这也不过是“漠视汉员仕进门路”，出于“维护满洲利益”的考虑罢了。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对于清朝历史中的满洲特性，难道还不应引起三思？在所有这些方面，清朝岂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四、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对人口众多的解决之道）加强政府新的世界史观 我的近代史观：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主流学派都认为是在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这种观点，大约形成于1940年代（代表作为《中国的命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划界（《剑桥中国史》）。这几种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外国入侵”看得特别重要，好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怎样怎样似的。
尽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个历史”（参见《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很久以后，我才把它上升为一种“近代史观”（参见《史林》2006：5）。
根据这种新的近代史观，中国从十八世纪，就开始她的“现代化”建设了，尽管其努力还很不够（否则岂不成了英国一类的“先发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在十八世纪，在世界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长（从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剧烈波动），其一，是各国开始加强政府。对此戴逸曾表示，可能还存在第三个方面，即开始了各国疆土的武力开拓（或可称为新的民族国家的建设）。现在发现，甚至白话文的文本当时已经存在了（与关辛秋的谈话，伦敦）。此外，举凡考据学、红楼梦、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纪被看好，就是因为二者有着某种“像似”罢了。
换句话说，当18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如人口压力），并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如加强政府）。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发动者”是谁，它多半却不是来自欧洲。彼此双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淡化了“鸦片战争”的作用，也许它更像是一个历史的“插曲”，虽有其必要，但未见得有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