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参见吕瑞峰论文）。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不宜把它作随意的解释。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因此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其后就转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为此我曾在大清史会议上说，如果用三千年的长度来看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统一”；换作二千年的长度，也许就是“盛世”；但如果写“编年史”，近距离观察（接近现场），恐怕就不是这些了。因为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没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为什么提起这一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到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等）？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党、鄂（尔泰）党一类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乾隆初“回向三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日的重中之重正是粮政上的新举措。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外而内“国际关系”的视角（同学不宜）“国家主义历史学”满洲统治的异质性文化信仰及意识形态迎合小民—力压士大夫薙发圈地（皆异于中国传统）限田及减轻地租（非阶级问题）自身利益高于一切准政党特性“两张皮”（孰居主次之无谓）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误”
清人仅仅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其有关努力仅仅是出于儒家的政治理念吗？
我在伦敦大学会议论文中写道：一个“幽灵”，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带有着“国际背景”。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民族矛盾”、“野蛮落后”，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政治性质”。所谓“清朝统治者”，已有几分接近于“现代政党”。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外来者”的“异质性”和它的主动“侵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