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
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