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参见邓海伦：“试论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荒政会议论文，2005年，北京。在会上就这一问题的定位，几位国外学者，如李明珠、魏丕信与邓海伦之间还发生了有益的争论。显然，所谓留养资送制度的兴废，是远不足以概括这一问题的。
[30] 参见乾隆十四年二月庚子，三月己酉，四月乙酉，丙午，五月癸亥等。
[31] 乾隆十四年三月乙卯。
[32] 乾隆十四年七月壬子：与准噶尔交易之事，若在官承办，赀本价值，亦必不能如商人之斟酌减省。应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庶为妥协。
[33] 参见孙喆：“清前期蒙古地区的人口迁入及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清史研究》1998：2。
[34] 在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之后，魏斐德教授（F·Wakeman）和曾小萍教授（M·Zelin）分别向高王凌指出了这点，认为它也应该划入这一“收敛”之内，1987年1月，伯克利，1989年5月，北京；又见曾小萍：《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lizing FiscalReforuryCh'ingChina》（《知县的银两：十八世纪清朝中国的财政合理化改革》），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84。
[35] 乾隆十四年六月壬午谕。
[36] 乾隆十一年十一月癸巳谕。
[37] 乾隆十四年正月乙亥；因其“行之十余载，渐成故套”。
[3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三，引自史媛媛：《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页43。
[39]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庚申谕。
[40] 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
[41] 据说皇上即位之初，以辅臣之议请，命除供奉内廷西洋传教士外，满汉军中布教之西洋人，禁其居留。尔后京师及各省教民被拘禁者甚多。乾隆元年（1736年）五月初，郎世宁乘皇上来如意馆观赏其作画之机，跪求缓和教禁。上谕：“朕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朕惟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宣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绝迹。《燕京开教略》一书直誉“郎世宁片言之功，有胜千百之奏疏”，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五卷，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42] 参见和卫国：“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博士论文），2008，乾隆十八年。
[43] 如乾隆十四年三月庚戌谕：“朕意苗疆事体，惟当谨守章程，行所无事，自能敉宁绥辑”。后果有二次金川之用兵。
[44] 乾隆十六年五月己未，《高宗实录》卷389；这是指不久之后与烟禁一起放弃禁“踩麯烧锅”。
[45] 乾隆十三年四月辛未谕、乾隆十四年五月戊辰谕。
[46] 如井田、封建等，方濬师：《蕉轩随录》卷11《储贰金鑑》。
[47] 如世宗屡谕徐徐办理，丰年采买，照依市价，价长而止，与乾隆有所不同。以粮政窥之，不意以严补宽、苛苛为察之世宗，较之宽严互济之高宗，似非更严更苛，参见高王凌：《知古鉴今话粮政》，《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关于乾隆的用严，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又，乾隆初的“常安事件”，也处理颇严，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