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粮政”？
* * *
[1]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实录》卷3。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请定经制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4] 全祖望：“前侍郎桐城方赠公神道碑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2000，页305-310。
[5] “论禁烧酒事宜札子”，《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1。
[6]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戊辰，《高宗实录》卷304。
[7] 分见乾隆二年五月丙申、庚子、戊子，《高宗实录》卷42。
[8] 明末本色税粮仍有近一千万石，见高王凌：“关于明代的田赋改征”，《中国史研究》1986：3。
[9] 乾隆三年正月庚午及二年十二月辛丑，《高宗实录》卷61、59。
[10] 见乾隆八年四月己亥，《高宗实录》卷189；为“从前议”定之额。
[11] 档案：04-01-35-1106-022，湖广总督德沛，奏议平粜买补仓谷事宜，乾隆三年二月十二日。
[12] 以上参见申妙：“养民——乾隆初期粮政决策”（清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在反映底层实际情况方面，尤以乾隆二年十二月九门提督鄂善转奏的一份来自县级官员李秀会的陈情书，最具代表。一般而言，其问题症结一在平粜不公，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二在籴买费用不足，常常派累乡民；三在存储损耗，导致官员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