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康熙以来，连续出现几个“英主”，设若将来遇到“庸常之主”，国是岂不“必致凌替”？——这正是朕心中之隐忧，由此以观，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
所以，此时“回复三代”，建立“万年不拔之基”，方是“根本之图”，今国家当太平之日，承重熙累洽之后，所以立万年不拔之基者，诚不可不及是时而加之意也。……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为之有其渐，施之有其方，实非不可举之政。……语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假令畏难图便，晏然自谓已治已安，则祸患即已潜伏，不可不惧也。[14]
仍在坚定的宣示他的决心，甚至不惜出以危言（祸患潜伏，不可不惧）；“唐虞之治，方策具在，不师其迹师其心”一句，更表示出具体的操作方针，非“泥古不化”者可比。
此际除御史朱续晫外，还有一些重臣表达了对“回向三代”的支持态度（尽管这仍不能让皇上满意）。乾隆九年二月乙丑仲春经筵，大学士鄂尔泰等奏曰：
皇上精一执中，继唐虞之道统，尊崇正学。一天下之人心，……天德王道，备于是矣。[15]
十月庚午，幸翰林院。上举十八学士登瀛洲事，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曰：
卿等无痌房杜，顾朕弗逮唐太宗耳。
二臣惶恐避席，奏言：
陛下上法尧舜，过唐太宗远甚。臣等谫劣，亦思孜孜日赞，少效交修之责。然限于才力，痌出房杜下，有负圣谕。[16]
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他的“谋主”？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与汉代、宋代颇有不同，这次行动并非由臣下（或所谓名臣、名儒）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几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鄂（尔泰）党争一类的区分所能说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