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总督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尚书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巡抚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17]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进展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开矿，更是一个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清初矿禁较严，乾隆初对矿政作了较大调整。其后，乾隆八年广东布政使托庸奏请开矿，两广总督马尔泰议复，称广州等府报出铜铅等矿二百余处，现确查召商试采。九年六月，这一提议遭到御史卫廷璞、欧堪善的非议。上命军机大臣将卫、欧二折抄寄马尔泰等，“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18]
七月，马尔泰等条陈粤东开采矿厂事宜，称广州府所属州县报铜矿十二、铅矿二十二、他矿三，韶州府属报铜矿五、铅矿二十七、他矿三，惠州府属报铜矿十六、铅矿十、他矿五，潮州府属报铜矿六、铅矿七、他矿二十九，肇庆等府报铜矿二、铅矿五、他矿十八（包括金矿九），各直隶州报矿三十三，全省共铜铅金银等矿场近二百处，请召商试采。奉旨准行。[19]
九月，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奏报到粤，得旨：“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20]十月，那苏图与署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策楞具折奏陈，反驳卫廷璞、欧堪善禁矿之议：粤省在在需用钱文，鼓铸一事，万难缓待。而铜斤之产于东洋者，江浙等省纷纷购买，尚虑亏缺；其产于滇南者，额解京局，及供应本处与川黔等省鼓铸，岂能源源接济？粤东现有矿厂，弃而不取，非计之得也。“臣等身膺重寄，何敢好大喜功，创此无益之举？”
议者或谓矿厂一开，奸良莫辨，事属可虑。然云南、粤西频年开矿，并未滋事。惟在弹压有方，便无意外之虑。或谓聚此数十万工丁，必致米价腾贵，产米地方，远则江楚，近则粤西，皆一帆可达，购邻省之米，养本省之人，有何食贵之虑？
况粤东山多田少，民人苦无耕作之地，与其漂流海外，何如入山佣趁，使俯仰无忧？是开采非特为鼓铸计，兼可为抚养贫民计也。现在报出铜铅各矿，可自广州、肇庆二府起，先行试采，由近至远。[21]
那苏图、策楞的建议，不久为大学士会同户部批准。[22]随后矿业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清代矿厂中约百分之五十都建立于乾隆时期，——这一事实，与清代农业以及人口增长方面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矿业的开发，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在农业生产有着高度增长之后，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尽管我们不应夸大矿业在清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或以为它一经政府批准，就能奏功（那不是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