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仍在坚定的为当年的政府干预，作自我辩护。
乾隆初年，中国遇到了十八世纪最大的灾害，继乾隆七年江淮大水之后，八年直隶大旱。国家赈恤灾民，于江南动用上千万石（两），直隶复数百万。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今“天下何无备之甚也”，平日卤莽薄收，一有急，则待赈济为活计。查受灾之河间、天津二府，经流之大河三（卫河、滹沱、漳河），支河二十有五，滀水之淀泊三十有一，蓄水之渠三，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多，莫如此二处，山东、畿辅之水，皆委输于瀛海、奔汇于直沽。若蓄泄有方，即逢旱岁，灌溉之功，可救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积，亦可撑持数月。臣窃以为，与其徒费之于赈恤，不如大发帑金，将畿辅水利，尽行经理。一举两得，转败为功。
他又举前人的成功例子说，汉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今之昌平也；北齐修督亢陂溉田百余万亩，今之涿州也；宋于雄、鄚、霸州一带，兴堰六百里灌田，今东、西二淀，即其塘泺；明于天津开水田二千亩，亩收四五石；国朝李光地请兴河间水田；上年直督高斌请开永定河灌田，众情欣悦。又闻石景山有修姓庄头引浑河水灌田，比常农亩收数倍；蠡县富民自行凿井灌田，愈逢旱岁，其利益饶；现在霸州知州朱一蜚，于二三月间曾劝民开井二千余口，今颇赖之，“则水利之可兴也决矣”！
但为什么以前怡亲王与大学士朱轼经理直隶水田“垂成而坐废”呢？柴潮生以为，这是因为“强之为水田”，而非“兴水利”，其教训不难吸取。
因此他建议遣大臣赍帑金数十万两，经理畿辅水利，河旁开沟，建立水门，递相灌注。旱则引水入沟以溉田，潦则放闸归河以泄水。离水辽远之处，每田一顷掘井一口，十顷掘大塘一口。受赈之民，按地分段，就工给值。非以费财，实乃阜财。天灾国家代有，荒政未有百全。何如掷百万于水滨，而立收国富民安之效？是谓无弊之赈恤，不竭之常平，无形之帑藏。
他最后说：“今生齿日繁，民食渐绌，苟舍此不为经理，其余皆为末节”；而欲尽兴西北之水田，事体至大，请先就直隶为端，行之有效，次第举行。[9]
柴潮生所提到的开井，先经顺天府尹蒋炳奏请，上谕：不知如何举行方为妥协？可否试行于天津、河间？或调曾在陕西凿井的崔纪董率办理？寻奏，保定府属已开成土井二万二千余口。一井所费，不过需银一二两。民间俱各踊跃从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