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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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罗代尔也说，在有关问题上，他毫不后悔使用“工业”一词，而不说“前工业”活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二卷，页311；按，《周礼》所谓四职兼修，三农九谷之外，园圃、虞衡、薮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属于农业范围。如“薮牧”是指畜牧；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