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乾隆朝各项蠲免，前后共达白银二亿余两。[5]但就经济发展、解决人口问题来看，蠲免政策就显得不够积极，方向也不够明确，因此不能没有一套经济发展的对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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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史稿·朱轼传》。
[2]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讷亲奏，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户科0059。
[3] 如雍正二年闰四月在署广西巡抚韩良辅奏折上的朱批：“此奏之可嘉，不可尽述。此开垦一事，……只要以百姓作利为念，钱粮起科皆末节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2册947页 [4] 龚炜：《巢林笔谈》卷4。
[5] 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69；白新良则认为共有二亿三千万两，《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页166；亦有学者提出一亿四千万的数字，大约是将五次普免的银两数目，误认为总共蠲免的数额了，之外尚应计入三次漕粮及其他各种蠲免的数字。
6.新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
在传统政策被边缘化的同时，一套新的人口对策，即农业发展政策形成了。它不是针对明清鼎革之际的“恢复时期”，而是为以后的“和平时期”，特别是在人口日增，耕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为如何发展经济寻找出路的。
发现人口问题之后，圣祖曾说：“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是后清廷一直积极寻找相应的经济对策，如欲农民改变“但狃于种地”的旧习，重视农耕以外的他种经营，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康熙五十五年谕）。又提倡农桑之外，发展“山泽园圃之利、鸡豚狗彘之畜”，从多方面展宽农业的经营方向（雍正二年谕、《圣谕广训》），等等。
乾隆二年五月庚子，令编纂农书《授时通考》（乾隆七年成书），以农桑为致治之本。同时，谕王大臣等：
良以食为民天，……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异，南人尚多不谙，北民率置不讲。此非牧民者之责，抑谁之责欤？命重农务本，将见俗返醇朴，家有盖藏，然后礼乐刑政之教，可渐以讲习。
乾隆三年十二月，上谕：
《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小民识见短浅，不能虑及久远，必须良有司感之以至诚。使官民上下，情意流通，有言必信，奉令承教，出于自然。行之既久，渐臻家给人足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