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