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曾经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两派势同水火。
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对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口诛笔伐，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
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八百万两白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让看到这份弹劾的军机大臣都评价为 ：“语绝奇！”
就在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其在英、法、日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
就在受到弹劾的时刻，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总共发出九封电报，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其中给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封、金州铭军统领一封、威海抚台一封，做战争部署，行文急促，透着大战临头前的紧张感。
李鸿章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愤愤不平地说：“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就在李鸿章接到弹劾指控这一天，为了便于指挥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
所有非凡人物的伟业，都需要经过艰难的长期的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努力。纵观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2500～2600万字。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对时局的忧虑，对前景的担忧，也有对遭受弹劾的苦闷和无奈。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李鸿章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列国都在推行新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哪，人哪！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不过是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