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乾隆时期，东西方就在礼仪方面发生过不愉快。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七百余人从英国来到中国。马戛尔尼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想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对东西方两个大国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这次交流最终却因一场礼仪之争而破产。
马戛尔尼要见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谕旨曰：“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也就是要按照“天朝”体制向皇帝双膝下跪，行“三跪九叩”之礼。
马戛尔尼不干了，提出只有对上帝才双膝下跪，对英王也只行单膝下跪吻手礼，所以坚决不同意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礼。由于中方一再坚持，马氏提出或者按“平等对待”原则，如果要他向中国皇帝行双膝跪拜之礼，中国官员也应向英国女王像行此礼，否则他只以向英王所行之仅屈一膝的吻手礼向乾隆行礼。此为中国官员严拒。虽然“天朝”宽大为怀，免去这几个“生番”的跪拜之礼，但对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
当时大清正值盛世，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在意。无人料到几十年后这一问题重新摆在了面前，不过这次，当年的“生番”已经“鸟枪换炮”，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但他们又知理由不足，所以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如此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当然要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早在1868年中英修约之前，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等就对此发表过意见，都认为不必也不可能以中国礼法苛求，甚至提出西方诸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中国属国，现在自不可能向中国行属国的跪拜之礼。
但李鸿章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要有理有据。
对于当时的局势，李鸿章是明白的。现在，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