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抬头望着刺目的太阳，似是对刘仁愿说，又似自言自语：“老朽壮年立志，报效国家。先帝对我有知遇之情，今上更是有提携之义、保全之恩。只恨我当初处事不周、锄奸不力，反遭奸臣排挤。既不能酬壮志于庙堂，索性竭心尽力、建功海外。我早想好了，无论胜败都要坚持到最后，大不了把这副老骨头抛在这儿！所以抗旨的责任我来担。”
“唉！明公这番壮志真是可歌可泣。”刘仁愿三步并两步走到他面前，“不过你得罪过李猫，如今他有皇后做靠山，越发招惹不起，你再独担抗旨之事太危险。这样吧，本帅舍命陪君子，此事你我共同承担！”说着四只大手已紧紧握在一起……
二刘拿定主意，违抗圣命继续作战，并上书陈述理由。身在洛阳的李治甚是苦恼，但诚如那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远隔数千里他也拿二刘没办法，只好听之任之；李义府本怀私怨，却见刘仁愿与刘仁轨同心，不好下手，又觉皇帝近来对自己有些疏远，便没有见缝下蛆。所幸辽东的部队陆续撤回，李治赶紧命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为副使，赶往西北处理铁勒的叛乱。诸般军务处置完，李治立刻启程，带着文武官员、后妃皇子回转长安。
相较历次出行，此番李治的心情颇为急切，不仅因为时局不佳，也因为与皇后间有些不快。一路上他没和媚娘有多少交流，也未接见任何地方官，只是不停地催促赶路。但百官公卿、仪仗卤簿不是军队，何况还有后妃，想快也快不了；圣驾出行不能像士兵那般随便结寨，只能一站一站走，李治着急也没用。
好不容易过了蒲州、将近长安，又传来苏海政的“捷报”。李治不愿耽误赶路，便叫王伏胜念给他听。龟兹的叛乱并没预想的严重，大军未至，叛乱已被安西副都护高贤平定。但这份“捷报”非但没能安抚李治之心，反而令他更加气愤，因为出了两个意外——据苏海政声称，他谨遵圣命，率领数千精兵，欲先与两位突厥首领汇合，再赴龟兹戡乱。不料行至昆陵，未见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反而是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率先赶来。他察觉昆陵境内“情况有异”，步真也汇报说弥射准备谋反；因为苏海政带兵不多，一旦突发叛变难以应对，他与麾下众将商议之后决定抢先下手“为国锄奸”。好在此时得到消息，龟兹之乱已平息，于是他“当机立断”，假称奉朝廷之命赐予弥射万段锦帛，将弥射及其麾下亲信召至军前，尽皆斩杀。可是“元奸大恶”虽被除去，受其统领的鼠尼施、拔塞干两个部落却公然抗拒调遣，拔营而去，他和步真又率众追击，将两部讨平。不料回军至疏勒以南时，另一支原本受弥射统辖的弓月部又有异动，引来吐蕃兵马拦阻去路。好在吐蕃将士都“颇识时务”，深知大唐神威，歌咏大皇帝圣德，欲化干戈为玉帛；他和步真不愿“破坏友好”，于是并未激战，而是“赐予”吐蕃将士许多军资牛马，双方“共盟誓约，尽欢而散”，特此上书禀奏。
这份奏报写得花团锦簇，但李治一听便识破了其中的谎言——步真与弥射素来不合，昔日为争夺可汗之位，步真曾杀弥射家族二十余人，双方结怨颇深。朝廷之所以在消灭贺鲁后让二人分任两都护，皆封可汗，就是利用矛盾让他们互相牵制。苏海政杀弥射，不是中了步真的离间计就是收了贿赂，替人家拔去眼中钉。这已经够糟糕的了，而弥射诸部离散，甚至勾结吐蕃，更是莫大隐患。所谓与吐蕃人友好也是谎言，分明是追击两部将士疲惫，又遇吐蕃不敢交战，以军资牛马贿赂敌将，换取吐蕃收兵。“共盟誓约，尽欢而散”，还不知结的什么城下之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