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亲自为爸爸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父亲的一生有了一个说得出口的结局。
父亲的骨灰盒上加盖了党旗。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干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