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一九九四年春天，当我把这张照片寄回家的时候，妈妈说，她看着那一顶怪里怪气的方帽子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笑着笑着，她却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眼泪里包含了多少永远也说不清的心酸合她为我所感到的骄傲……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我纽约大学MFA的毕业证书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那是用羊皮纸做成的，拿到它的时候，就被卷得好好的，放在一个经得起挤压的硬纸板做的圆筒子里。我想告诉母亲，这是我们电影制作中最高的学位，就等于其他学业里的博士学位。即使将来我在美国找不到钱拍戏，可是我凭着它，是可以在美国任何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的。我不仅想让母亲放心，我同样想让她为我骄傲。我想好了，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