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想想，在那样的日子里，他生活中一点寄托都没有，日日夜夜趴在一个黑洞里整理书，他怎么会不想做一点什么呢，何况他那么热爱写作。”
“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在生活的。”
“爸爸跟你不一样，你一直在上海，你有一个家。每天，你可以看见张可阿姨。爸爸是面对四堵墙壁，他跟谁说话去啊。”
“你不能理解我内心的痛苦，不是和谁说说话的事情。那是什么日子啊。”
“真实”对于我们来说，成了对死亡的暗示。有多少人在谈论真实的时候，忘记了真实是需要在一大堆污垢后面，用生命换取的？想想看，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连元化叔叔的那一首小诗都不敢随身保存，他怎么还敢再写下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思想？特别是湘鄂西的那一段经历。他甚至都不跟妈妈诉说……什么都说不清楚。我给小钧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明清史专家王春瑜打电话……总之我觉得是一份说不出的窝囊，我总是想找一个人说话，似乎在诉说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份足以解释的理由。但是，没有，我始终找不到任何理由来维护父亲的作品。深夜，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清醒地知道《战争与人民》无法和他早期的作品比，这是他败笔的形象，竟然为了这本书，爸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还是要为爸爸解释，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否定他这本书呢……但是还会有谁来听我的诉说，还有谁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的存在？
是的，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了。但是元化叔叔还是在对我说：“你父亲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对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就是受他的影响。那时候，大家都被大跃进三面红旗搞得脑子发热的时候，你父亲就跟我说：‘看吧，二十年以后，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个运动。’当时有人能这样思考，是很不简单的。我们那时候，就在那分析和批判着。所以，如果你父亲能好好地把他自己思考的东西写下来，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下来，那就是留给后人多么有价值的一份东西啊。”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你看在斯大林的暴政下，在那么残酷的时代，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写出了一些东西，写出了自己的经历。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为后代了解历史，不是为自己。”
我沉默了。
王春瑜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你不要和王先生争了……你父亲和他的生活经历是不一样的……书，是写坏了……那个年头，谁能写出好东西呢？”
这样说，我还是想起母亲用的词“痛不欲生”。天很热，窗外的垃圾筒飘来一阵一阵腐烂的臭气，屋子也变得臭烘烘的。我似乎闻到是那只大甲虫的尸体气味，卡夫卡送给我们的大甲虫……一个小公务员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为了维持他的家庭。一天早晨醒来，他发现自己累得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全家人都要把这只虫子打出门去，他们在那里扑打着，追赶着，终于用一只大苹果打中了它的背部，狠狠地砸在上面。苹果陷进了大甲虫的背壳里，一点一点陷了下去，后来苹果开始腐烂，和肉长在一起。直到大甲虫最后死去的时候，它的背上还驮着那一只腐烂的大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