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但是魏文伯已经托人带话给妈妈了，说是，说是胡风……”
“不是胡风案子……你父亲是叛徒。”
如果说开始我还是那么懦弱的话，很快，我那种肆无忌惮、暴躁的性格就又会流露出来。他妈的，不就是要出本书吗，又来了，什么“叛徒”不“叛徒”的，人都让你们搞死了。怎么经历了十年“文革”，这些有原则的同志们，还在那里革命着。我说：“爸爸的被捕问题是有结论的，谁说他是叛徒？我们家只知道他的问题出在胡风问题上。”
“最近上海新四军的作家到北京，他们跟我说的。”
他们，他们是谁？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很少回家。我习惯于漂泊的生活，习惯于留在自己空落落的宿舍里，废纸、书籍，任我乱摊乱扔。原以为沾有这样习惯的人，都会是宽容的，容易沟通的人，没有想到韦君宜在原则面前，一点都没有让步。冬天，我回到上海，又像在“文革”里一样，在黑夜里和母亲一起猜测着，上海哪一个新四军作家那么恨爸爸。妈妈火气也很大，她说，上海不就是几个新四军作家，茹志鹃和吴强吗？茹志鹃这个人正派得很，她不会去干这种事情。那就是吴强，可是像爸爸这样的死老虎，还值得有人去仇恨吗？
我还是想把这些琐琐碎碎的故事写下来。事隔二十年以后，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一份荒诞就被我们自己勾勒出来了。我跑去要求出书，可是书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身份，是人的背景和与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可是妈妈哪里管得了这些，顶着大风就去找陈其五叔叔，那时候他的问题平反了，恢复了他上海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时和韦君宜是同学。等到一九五六年底爸爸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陈其五叔叔竟敢常常跑到安福路上——我们家，看望爸爸。妈妈说：“陈部长会为你父亲说话的。”她急急忙忙跑去了。一切正像妈妈预料的那样，听了她的诉说，陈其五叔叔就说：“我马上给韦君宜写信。她会告诉我怎么回事的。”
结果，陈其五叔叔的信还没有寄出去时，宣传部却转来了韦君宜的信，他将原信拿给妈妈看。
信上说：“有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只好问问你。即有位彭柏山同志被划成胡风分子之后，有一部小说稿，名叫《战争与人民》，现在我社。按胡风分子现在大部分已解决。彭柏山同志最后所属单位河南农学院据说也表示过他们将努力为彭柏山同志另作结论。这一点似乎并不妨碍他出书。但我社的编辑曾听说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强同志（也是老新四军的）说：‘胡风分子问题即使解决，他还有个历史上的叛徒问题，只怕不好办。’我们莫名其妙，问他的家属，家属说：只见过去结论上写着胡风分子问题。后来厦大及河南农学院说‘维持原结论’，也是胡风问题的原结论，别的不知还有什么。我想，你也是新四军的，又是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有无问题，你当会知道。想写信到你家，又不知地址，只好写到机关去。阅后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万勿声张为幸。握手！老同学韦君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