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前，潘我源阿姨低着头凑着妈妈的耳朵悄悄地说道：“我踩死一只鸡有杀生之嫌，看来是对不起这只雏鸡了。现在我成了反革命，但是我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妈妈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跟着说道：“对，对。我也要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
关于《战争与人民》
“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什么时候敢去快乐？元化叔叔说到爸爸的时候，只会说：“你父亲是个有脑子的人。”真的，他早早就对自己写的东西有预感了，所以他到底是把《战争与人民》寄回家了。造反派烧毁了爸爸还没有发表的十一个短篇小说。我们（包括妈妈在内）都没有看过的十一个短篇小说。只有爸爸在厦门大学时候的好朋友，应锦襄教授看了其中一些。有一篇，就是写的爸爸在传达陈毅军长的密件时，被日本人抓去的故事。题目叫“越狱”。
一直到我在北京上大学，一九七九年应锦襄阿姨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去北京编辑鲁迅全集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我们还会说到这些作品。她说：“我看了《越狱》，真的很感人。还有一篇显然写的是你母亲的……像你父亲历来的特点，文字简单却有自己的韵味，写得真好……”
这都已经是后话了。我知道，不论写了什么，一定是动人的。因为它被毁灭了，因为那一定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因为在那个年代，真情就是灾难。毁灭也带来一份回忆，这一份回忆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会让我们活着的人去思念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份境界了。这给爸爸的作品染上了悲哀的色彩。不论他写了什么，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瞬间，还有人想在人间留下一份真情的愿望，已经把我打动了。
胡风的夫人梅志阿姨和她第三个孩子张晓山的合影。摄于一九八四年。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似乎看不见金色的秋天，我沿着北京的街道走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裹着尘土和灰沙向我扑来。我皱着眉头，歪着脸顶风向前走去。那时候，“文革”前的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托人带话给妈妈，说是“彭柏山的问题，有可能平反”。听到这个消息，妈妈连夜给我写信，我似乎都能从信纸上闻到她泪水的气味，那份向往，那份激动都可以把我简陋的宿舍摧毁。我难受得直想哭，不是为了这个消息，是为了妈妈的形象，这么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就足以把母亲，把母亲一生的愿望满足，妈妈的生活目标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于是，几乎像是去试探一样，妈妈把爸爸厚厚的《战争与人民》的手抄本挂号寄到我们学校。信上她跟我说：“你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找周扬，问他能不能帮助出版发表你父亲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