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鬼子监狱里得的关节炎又复发了，她瘸着腿，独自一人关在防空洞里。在一片空虚中，只有屋里的水是可怕的现实，冰凉冰凉。她不记得还有什么争吵，还有什么灾难，只记得有一次，她涉水走去取牙缸刷牙的时候摔倒了。浑身湿透，她原想脱下衣服擦身子，重新换上一件干衣服，但是她发现门洞上的小眼儿上，有一只眼睛在转动，不好意思脱掉衣服，因为看守是个男的。于是，她穿着一身又湿又脏的衣服坐在那里，直到用自己人体的温度把它焐干为止。
小兰从“五四”农场回家休假。妈妈得到造反派的允许，送回来很多东西让我们拆洗。一会儿是件棉袄，一会儿又是一条夹裤，不然就会是外套。我把它们扔在床底下，根本不去管它。可是，母亲一次一次让造反派告诉我们，快拆洗了缝好送去，因为防空洞太冷了，她急着要穿。
谁都会说我是个混蛋，我想我确实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人。火不打一处来，穷讲究什么呀，还要让我们拆洗，将就穿穿不就行了吗？我当作什么都不知道，造反派亲自上门来了，他们是害怕母亲真的倒下来，于是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逼着我赶快洗好了送去。我从床底下把脏衣服又翻了出来，当我拆开它们的时候，我浑身都在冒冷汗，在衣领的夹缝里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妈妈在上面用很细的钢笔写着：高峰逼我交代，打得很厉害。告诉我，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材料。
余下的是母亲排列了十二件事情，都是关系到爸爸妈妈的朋友，她编上了号码，要我们尽快告诉她，哪些是他们真正掌握的材料，哪些还只是在那里讹诈她。这时拆开其他几件衣服的时候，都发现了同样的小膏药。我害怕起来，多怕母亲被他们打死啊。我开始在不断为妈妈洗衣服，希望能赶快把它们缝好，尽快把它们送去。小兰说：“来不及了，等这些衣服干了，缝好。妈妈那里又要出事了。”她急急忙忙跑去买了一瓶驱蚊药水，在瓶子上用铅笔大大方方地写了六个号码，这是当时我们认为造反派掌握到的事情。这六个号码，看上去就像是随意留在那里的电话号码。衣服还都扔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又匆匆忙忙把东西往隔离室送。我把那瓶驱蚊药水交给了高峰，他虽然人很坏，但实在是一个比较笨的人。老天还是善意的，让他什么都没有看见，让我们混过去了。回来以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做得很成功。
事后，母亲跟我说，恐怖啊。在那阴森森的房间里，逼着你说假话，逼着你去陷害别人，在蛛丝马迹中制造罪行。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想起来的能不说就尽量不说。怎么能再去害别人，我们一家已经被害惨了。于是，高峰就在那里不断给妈妈制造黑材料，不断往她的档案里塞东西。最后，在酷暑里，在大操场下，让她站在毛主席的像下“请罪”。就那样，深深地弯下腰，在烈日下暴晒。一直到她昏倒在地上。
高峰的形象，我记得。坚硬又冷漠的目光，从来不会犹豫。当我们陷入沉默的时候，他不停地为我们洗脑子，让我们跟母亲，跟家庭划清界限。他或许真诚地相信，他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几乎能把毛主席的语录，全部都背诵下来。他会想出很多很多的罪状，加在其他一些善良的人身上。他一直像在捍卫着一个利益，一个在大声呼喊中的利益。在黑夜里，他不妥协，只要看见防空洞里，被他送进去关押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有一种成就感。原来我总是相信，他们不一定是坏人，可能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左派。渐渐地，渐渐地听说，他把乡下的黄脸婆扔掉了，在译制片厂里找了一个上海女人重新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