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四点钟的时候，晓岑说：“我该走了。”
“还会关多久？”
“谁知道，爸爸的稿子也给他们拿去了。我还怕什么呢？那里关的人多着呢。”
“多保重了。”
“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
我们把他送到房门口以后，全部跑到小晒台上站着。那是夏天的夜晚，路灯静静地照耀着，暗黄的灯光洒在街面上，沿着人行道，路边的躺椅和小板床上睡着不少穷人。法国梧桐的叶子长得茂盛极了，大叶子很快就把晓岑的身影遮挡住了，他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到冬天的时候，五舅舅失踪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失踪了，具体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曹杨中学的造反派冲到我们家，把我和小梅、小兰分开来质问的时候，我们明白了，五舅舅真的跑掉了。在那个年头，他能跑到哪里去啊？谁家敢收留任何一个人？派出所、居委会，甚至农村里的生产队里，来一个陌生人，都是要被仔仔细细盘问和交代清楚的。他能到哪里去啊？后来，曹杨中学的造反派经常突然袭击到我们家来找人，连舅舅无锡老家都查过了，就是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深夜的时候，舅舅过去教过的学生汤厥言（他已经是公安局的警察了），也不安地敲着我们家的门，偷偷地溜进来打听老师的下落。我和他一起去试着问了好几处舅舅的同事，那几个人开着一小门缝，慌慌张张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他的事情。”话没有说完，就将门关上了。
我和汤厥言在寒冷的街道上推测，他会上哪里去呢？还会有什么学生会收留他？汤厥言说：“和他有来往的学生我都认识，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他们甚至还上我这里来打听。”一点想法都没有。亲人们都有一份焦急，但是大家都没有舅舅的消息。五舅母着急得生病发烧，最后耳朵聋了。我们都害怕起来，猜想舅舅一定死在什么地方。造反派去公安局查了无名死尸，也没有舅舅的消息。
一直到两年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江西南昌的拘留所通知曹杨中学，说是人找到了，让学校派人去接五舅舅。
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五舅舅趴在门上听见王道在跟学生交待，让他们准备器件，第二天要狠狠地打他一顿。他们还说了什么，五舅舅对我讲，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当时只有一个感觉，他一定会被他们打死的。王道说话的时候，毫不掩饰他会干出各种卑鄙勾当的情绪，他恶狠狠地交代着。他只为自己想不出更恶劣的手段，而感到一份丧气。他们停留在空泛的设想之中，以至于最后走的时候，没有锁门。整个生命，开始沉甸甸地挂在舅舅的脑袋上，他必须想出一个解救自己的办法，他不愿意被他们无端地打死。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是漆黑漆黑，外面开始飘起一点雪花。五舅舅检查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但是，哪里都找不到一分钱。他已经把犹豫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他集中精力对付外界，他居然相信自己是可以对付寒冷和死亡的。于是他有意穿着一件单薄的春秋外衣，什么都没有拿，打开了隔离室的小门，直直地朝曹杨中学的操场走去。他穿过静寂无声的操场，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走出校门。看门的老工人看见了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五舅舅，但是他居然什么都没有说，人还是有人情在的。就是那一份同情，放弃了阻拦和盘问，就让舅舅在寒冬的大清早，在大风里，走出了学校的大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他穿得那么单薄能走到哪里去？他一定冻死在街头了。
没有，他说了他不能这样无端地死去，他就一定会做到。这就是我们的五舅舅，他的聪明甚至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他把手上的表摘了下来，用六十块钱，卖给了一个路人，然后他用这钱买了一件棉袄。最后他穿上棉袄买了南下的火车票，走了。钱，很快用完了，五舅舅开始沿路乞讨，他只有一个信念：“我决不死在你们手里，我要看看你们是怎么样收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