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日，妈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已经是深夜了，还是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我和小梅、小兰都不敢猜测，也不敢到上海译制片厂去打听，实在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明明是大早出门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不该会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因为一开口，似乎就会把厄运带来。突然，门开了，晓岑被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屋子。造反派站了满满一屋子，只有晓岑一个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就那么张望着。戴学庐走来向我们宣布：“叛徒朱微明从今天开始，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她已经交代出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就有，她把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反党小说《战争与人民》让彭晓岑窝赃起来的罪行。我们已经发现了新问题，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她还做过汉奸，甚至要做伪警察局长的小老婆。你们要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黑暗中，我们站在那里，低着头。已经记不清到底还说了什么，只听见，晓岑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小说放到青浦一个朋友那里了。”接着两个造反派押着晓岑走了。另外一些留下来，开始在我们家抄家，许多带文字的东西都拿走了，书橱贴上了封条，直到深夜两点才结束了抄家。可是隔日，他们又来了，一切又重新开始。家具也被拿得不剩什么，我们开着门，随便他们自由地走进走出，也没有什么条子之类的东西，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我和小兰的同学干脆在空屋子的中间拉上一根绳子，在那里打板球。我们不完全是在那里装出一份快乐，真的是有点习惯了。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人还活着，还有最后的一份希望。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份不安，晓岑跟他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再也没有回家。
一九七二年我患急性肝炎，从江西农村回家治疗。两个月后，晓岑也患急性肝炎从甘肃天水县回上海治病。出院后，妈妈合我们在襄阳公园拍此照留作纪念。右一是我，右二小梅，左二妈妈，左一晓岑。
为了这本书，元化叔叔也被牵连进去了。河南农学院的造反派冲到了上海作协，非常野蛮地要元化叔叔交代。
元化叔叔跟我说：“他们狠得不得了，在我那里胡闹。到我单位，逼着我交代。我写了一些，他做宣传部长，是我的上级。我们是怎么开始来往，怎么认识的。后来我们俩都受到处理。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追究那一部稿子，然后问我：‘他是不是写了一部稿子？’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没有给你看？’我说：‘我没有看过，他没有给我看。’后来他们拍桌子拍台子，好在他们还没有打我，凶得不得了。然后说：‘彭柏山自己都交代了，你还替他隐瞒。’我说：‘他交代了归他交代嘛，我怎么晓得他交代了什么。我不知道，他乱讲的，你也让我乱讲。我怎么知道，他也没有跟我讲。’结果，话没有说完，就把我拉到大厅里开批斗会。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是戴厚英主持的，她也很凶，她说：‘王元化态度恶劣，把材料都摊给他看了，他还要在那里顶着，说是没有。你一定要给我老老实实交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