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很冷静地看着她说：“你先回去，晚上我会上你家去的。”
应阿姨感慨地说，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很久。但是，即使说得再多，谁也说不明白，特别是爸爸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芮叔叔说：“彭老，明天我去送你。”爸爸摇了摇头，他已经感觉到局势太不好了，他不愿意给自己亲密的朋友带来麻烦。他说，“你不要去送我，就直接到火车站上告别吧。”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只有黄景湖老师送爸爸到了火车站。芮叔叔说，爸爸是独自一人走进了月台，他手上只拿着一个小包，芮叔叔在月台上等着父亲，然后和他默默地握手告别。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最后的离别。（留给他们最后的纪念，把父亲的名字和芮叔叔、应阿姨联系在一起，是在“文革”中间，他们一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说他家是“裴多菲”俱乐部，其中主要成员就是胡风分子彭柏山。）
站立的灵魂
总以为写完了《他们的岁月》，就该从阴影里走出来了；原以为书出版了，就会把往事忘却；更多的时候，会以为读者的赞许认可，会与我一起分担对历史的思考。可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因为一本书而改变。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敢回头想，不敢重新翻看书页，似乎那潘多拉魔盒里的妖怪随时在等待着我。直到昨天，华东师大出版社通知我，他们愿意再版《他们的岁月》的时候，希望我再能增添一些什么，是什么呢？我偷偷地掀开了书页的一角，一眼看见的是父亲和厦大学生的合影，那时候他只有五十二岁，可是消瘦的脸庞，让人觉得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夜里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打扑克，光线很暗，我辨别不出是什么时辰，突然看见窗下有人在叫喊：“老李，来抓人了！”似乎是对我身边的人在叫喊，可是身边坐的是上海人艺的美工老朱叔叔啊，怎么叫他老李？我看了一眼老朱，奇怪的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转眼他就不见了。四周的人还在出牌，没有发出声音，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放下纸牌朝门口走去，房间里多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都看着我不说话，我打算走边门出去，可是边门锁着。我蜷缩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我把手放到胸口，可以抱住自己的身体，把体积缩小，不再被人注意，特别是不被那几个多出来的陌生人注意，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但是，我觉得胸口疼痛得难以忍受，低头一看，才发现手臂上长满了整整齐齐的两排牙齿，它们蠕动着，上下啮啃着我的胸口，猩红的肉沾满了鲜血，赤裸裸地展露在那里，我完全被吓住了。深夜，我睁大了眼睛，四周依然是那么黑暗，现实的黑暗和噩梦搅和在一起，我无路可逃。
黑夜里，让我想起了在七九年我去厦大的日子；后来是在○九年的春天，在香港看见了刘再复老师，他是父亲在厦大的学生。看着我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你看真快，都快五十年了，各种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一个是绝对的，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啊。”我不说话，我怎么常常是感觉到，人生真长啊，怎么过也过不完？和刘老师相视而坐时，没等我提问，他就开始讲述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谈话显得很自然，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的需要，这里没有值得掩饰的后悔，作为学生，他没有在父亲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所以回忆变成最真诚的。他不对我说“你父亲”，而是一口一个彭老师彭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