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学生陈慧瑛在怀念文章里写道：“彭老师的见解，现在看来，大都是切中肯綮，有创建，有说服力的。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后来喜欢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不能不说是受他的影响。”
但是，爸爸不允许被留在中文系了，他又被转到外语系教学生写作。暑假回家时，他苦笑地跟我说：“教外语系的学生写作，就像在教小学生写句子……”他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份感想。他在日记上写道：“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现当面称为‘同志’的，却在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
一九八○年的夏天，我去福建拍戏，离开那里时，我绕道去了厦门大学，不仅仅是去看望爸爸在厦大唯一信任的朋友芮鹤九叔叔和他的夫人应锦襄阿姨，还想看看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芮叔叔带我去看了爸爸曾经居住的房子，那是一栋三层的长形楼。芮叔叔说，原来住在爸爸隔壁的是系里的青年教师林铁民，他在那个时候，还敢于和爸爸打交道。有时，就和爸爸默默地坐在走廊里下棋。等到爸爸要搬个东西，装个灯泡时，他也会帮助爸爸。
我忍不住往爸爸的长楼走去，那是一间二层楼上的小屋子。去的时候，屋子锁着，已经改成一间小仓库。我贴着门板的缝隙往里面张望，看不清什么东西。那只是一间十四平米大小狭长的房间。在房间的纵深有一扇不大的木窗。屋子很暗，透过门缝看去，很像是一间牢房。我挺起身，呼吸着，回头看了看狭窄的走廊。我想，这里就是妈妈在回忆文章里提到的——柏山常坐在卧室前的走廊里，和一些青年教师交谈。谈及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时，柏山的立论，深刻稳健，且有独到之见。后来，他在系里举办了几次讲座，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很多教师为他广博的学问所倾倒，并不考虑他那骇人的“帽子”，都乐意和他接近（这也是“罪行”之一：拉拢青年教师）。现在那屋子空着。小楼已经很旧很旧了。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常常会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它竟然也不是那么乏味。一位我并不认识的老厦大的学生郑其五，给我寄来了他描写他们那里“渔民俱乐部”的散文，这让我看见了爸爸的另一面。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厦门日报》上读了篇涉及渔民俱乐部的散文，写的是曾身居上海党内要职的名作家彭柏山因‘胡风事件’受牵连，于六十年代初被贬到厦大当普通教员。有一个漆黑的雨夜，深居简出的他竟然激动异常，匆匆赶到渔民俱乐部看一部苏联影片，因为他从家信中获悉那影片是他远在上海的妻子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