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一九五五年初，在石西民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在计划之中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爸爸到厦门大学报到。这像是在一个清晨，爸爸搭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满载着乘客往前开。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一份拥挤，这一份挤在人群里昏昏沉沉的快乐了。汽车里弥漫着每个人身上的气味，不管是什么感觉，这都让父亲感受到一份亲切。汽车往干活的地方开去，年轻人想快点上班，就挤在门口。有人把车票贴在嘴唇上，这份平常人的生活，给爸爸带来了一份愿望，一份重新开始生活的愿望。他觉得自己至少可以做一个普通人了。
厦大的校、系领导开始对爸爸是好的，他们看见省里的头头都是他的朋友，也会向学生介绍，说父亲是鲁迅先生的学生。还关切地将爸爸安排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教“现代文学”，先备课半年。校务委员会开扩大会，也经常邀请爸爸参加。
可是，国内的形势开始变化了，一九六三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方针。中央开始了新的战略措施，要求全国全党全军“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学校的蔡师圣首先规定学校的墙报《鼓浪》，不许刊登爸爸的短诗……这是一个信号。不用人推，在中途，爸爸自觉地下车了。他不敢说话，他已经闻到了什么。
于是在厦门，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爸爸一点一点走进了自己的阴影，那影子在延伸，把爸爸的生活笼罩起来。他完全明白了，像他这样的人，不该有所期望，甚至希望做一个普通人的愿望，对于他都成了一份奢望。他渴望得太多了。他只有被人监视、被人打小报告，这才是他的命运。爸爸在讲授“现代文学史”时，涉及到了胡风在三十年代的作品。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说的，他一定会是很谨慎的。但是，还是不行。他，为什么还要去说呢？历史是可以在教室里，甚至在书本上被篡改的。爸爸，你说他在政治上成熟吧，他还是会做出这些幼稚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去讲什么胡风的东西。是好是坏都不能讲。以往只有一个不是学生的人，拿着本子坐在最后一排，给爸爸的讲课做记录。可是这一天，讲到一九三○年上海“左联”的时候，突然在教室的四周坐满了学校和系里的领导，他们详细地记笔记，如临大敌。所有的眼睛都爬到爸爸的身上了。课后，系主任让爸爸去他的办公室，交出讲稿，它需要被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