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会再一次让张烽阿姨失望的，因为我比母亲知道得更少。但是，这一次，我跟自己说，不管我知道多么少，不管我多么焦躁，还是要把爸爸的这一段历史写上。
那是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的脸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肿肿的。青海就更糟糕了，各单位开始实行人员精简，让大家自找出路。城市里的居民很多下放到农村去了。因为爸爸是突然被塞到青海师范学院去的，所以他的档案没有跟着人一起寄到那里。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图书管理员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在那里，多拿一份工资真是多一份累赘。于是，学院党委书记找爸爸谈话说：“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们放你走。”
爸爸感到一份无奈，不知该怎么答话。像他这样的人，谁敢要他？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找工作呢？于是，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希望他能为自己安排一个工作。爸爸毕竟还身体健康，还能做一点事情。周扬将父亲的信批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建议在上海地区另行安排工作。可是这个批件被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压下来了，他根本没有上报。
任何时候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妈妈都充满了忿怒。她说：“你想想，你父亲如果能回到上海，不管他干什么工作。他和家里人在一起，他就不会在‘文革’中被他们打死。就是石西民把信扣下来了，你父亲再也回不来了。”
但是，当我们这些孩子说到石西民的时候，已经能够给予一份谅解了。想想当初在反胡风的运动中，石西民会对毛泽东主席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时，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只是对方质问了他；“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难道这些事情，他还会忘记？特别以后又经历了反右、反右倾的运动，他怎么会、或许说怎么还愿意给自己找更多的麻烦？
皮司令从北京开完会特地路过上海，看望爸爸。这是一九六二年，他们的全家照，背面写着：彭柏山、朱微明同志留念。皮定均、张烽敬赠，一九六二年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