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元化叔叔，理解是从回忆开始的。
尽管这样，母亲和父亲还是没有让我们过苦日子，即使在吃不饱的时候，妈妈也会煮上一大锅面疙瘩，放上很多水和南瓜，让我们吃了上学去。所以，我依然不知道实际的生活有多么困难。
这些事情都是爸爸妈妈在那里分担。爸爸说过，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不论生活把我们这个家摧毁成什么样子，一定要让所有的孩子上大学。只有读书，学有所长，才是出路。但是，绝不能让孩子们再从事任何与文艺和意识形态有关的工作了。只能学工，学理。就是在爸爸离开上海不久前的日子里，小兰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爸爸妈妈听了以后什么都没有说。小兰回家后，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哭得连饭也不肯出来吃，妈妈说：“让她哭，等她饿了，自己就会出来吃饭的。不要去管她。”我跑去厕所，小兰依然坐在马桶上哭，她说，她就要死了，就是死也不去吃饭。她越说越伤心，人家的父母都激动地带着小朋友去音乐学校。可是她呢，就是音乐学校的老师亲自和妈妈谈了话，再让她回家说服爸爸。可是他们就是不同意让她上音乐附中！她已经被录取了。
爸爸出来以后，总以为还可以继续他得小说创作。此照摄于一九五七年，爸爸在写字桌前。
爸爸在饭桌上生气了：“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们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还会害她？”
这些道理，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上小学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哪里会听得懂呢？我还自以为逃出了父母的如来佛手掌，“文革”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管我了，我不用学工科了。直到今天，我在纽约的大学里，在美国生活以后，才越来越理解父母说的道理，这道理原来是可以走遍天涯海角的。即使在西方、在美国，搞纯艺术的都是最穷的艺术家。是会饿死人的。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我选择了艺术，拍电影。日子也不好过。晚了，太晚了。已经来不及改变命运了。只有老大他们是幸运的，他们服从了父母的安排，小钧考进了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晓岑考取了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
这以后，我们五个孩子的学费又成了问题。靠母亲的工资怎么够呢？每年的学费都是向皮定均司令借来的，然后妈妈慢慢地积攒着钱，等她差不多要还清的时候，又开始借下一学年的学费。皮司令总是跟妈妈说：“不急，你们先用着。”妈妈说：“我是有借有还，以后就再借不难了。”
冬天的时候，爸爸回来探亲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爸爸，他的出现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又增添上一点光亮。我在那里大喊大叫，很少野出去了，下了课就往家里跑。妈妈在那个时候，也显得比往常平和得多，她也笑着和我们说一些事情，家里又恢复了轻快和活泼的气氛。爸爸显得又瘦又黑，妈妈买了好吃的给爸爸，要我们懂事，不要去吃爸爸的菜。爸爸说，他一个人吃东西，多没有意思啊，吃了这一顿也不会马上长成一个胖子嘛。我们一家人，又能够挤在方桌子前一起吃饭了，孩子们在一起，就开始吵架。爸爸总是宽容地在边上笑笑，从来不为我们劝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