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
元化叔叔听我解释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说：“其实你妈妈就跟你爸爸说嘛，他怎么会出去说呢？”
“但是，妈妈一定是害怕到极点了。”
“我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和张可阿姨说的。我不怕。”
“妈妈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党员……”
“是的，是的。你爸爸那时候也跟我讲，有时候你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会看见你妈妈做的一些笔记，讲到党内一些事情。看来，你妈妈是很注意的，不是什么事情都跟他说的。现在想来，她做这些事情，她那么小心，也不是真正为了那个党籍，她还是为了你们几个孩子。”
“是的，是的……”
“这种折磨，把人和人的关系扭曲成这样。真是要写写，现在想来都很可怕……”
四十多年过去了，爸爸已经压根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们还是在那里说啊说的，说不完地说。似乎总觉得说了，就能把这些窝囊和伤害说清楚似的，但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我们实在是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输尽了。一次一次的谎言、假装都不行。最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谎言。妈妈最善良的行为，把自己和父亲都害了。
在那些日子里，对爸爸妈妈唯一安慰的是，还有一些老朋友，居然在那样的时刻还敢来看望爸爸。当时王一平叔叔来了，在我们的记忆里，爸爸对他充满了尊重，他显得那么有风度，俨然是个大学者的样子。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米色的纯真丝的短袖衫，直挺着腰板走来了。
那时候已经是一九五七年了，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没有跟爸爸多说什么。妈妈说：“王部长说话是非常谨慎的。”但是，他多么担心爸爸会为自己的处理不满，会有意见。运动就要开始了，他是部长，是党的高级干部。他能和爸爸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轻轻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