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妈妈带我和小梅先去常熟路上的“美伦”照相馆。我戴上了一顶兔子帽，两只兔子耳朵竖得高高的，我显得比真实的形象大多了。小梅在幼儿园里摔断了腿，用垫子捂着，坐在边上，我俩合影拍了一张照片。等照片冲出来的时候，老保姆和妈妈带着我们两个人，去探监。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保姆放下我，让我跑进探望室。她想让气氛显得快乐一点，她想让爸爸看看，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会跑了。可是，我站在那里没有动，紧紧地拉着老保姆的手，看着那一间长长的屋子，屋子的中间是一个大的会议桌子，爸爸已经和看守在那里坐好，等待着我们。但是，那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同样也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妈妈说，我坐在爸爸的桌子对面，小梅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她从来不爱说话。我趴在桌子前，居然跟爸爸，跟我不认识的爸爸说：“你好好的，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说完以后，大家都笑了。大概是我太小，没有人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完整的句子，连看守都笑了。妈妈说，从来都没有人教我，怎么已经这么会说话了。临走的时候，妈妈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为父亲留下其他任何东西，只把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和小梅的合影交给了父亲。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晚上回家，妈妈就去晓岑的屋子，到那里不是去跟晓岑说话。她是去向一个警察汇报自己的行动。
那时候，公安局派了一个警察住在我们家，监督妈妈的行动。如今想到这些往事，我和小钧、小梅都会哈哈大笑。五十年代，人们似乎还不知道政治有多么复杂，在这混乱之中，政治游戏也会给我们的家庭添加一些人情和笑话。于是在黑暗的日子里，我们比别人更早地理解了黑色幽默，这为我们带来了欢乐。虽然这个欢乐来得那么晚，但是我们不再记得当时的痛苦，不再记得那间压抑的小屋，因为有了这个小警察，让我们这个没有生气的家变得滑稽起来。
那时候，小警察还很年轻，刚刚二十岁出头，就在晓岑的屋子里，搭了一个行军床和晓岑同住。小警察白天到公安局上班，晚上回来监视我们。他很寂寞，特别是在放假的日子里，他都不能外出，必须和我们一家挤在那几间小屋里。可是，家里没有人跟他说话，谁都不敢和他说话啊。除了我们的老保姆。因为她是劳动人民，出身贫下中农。在小警察的生活里，老保姆变得像母亲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