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爸爸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先生将爸爸的中篇小说《崖边》推荐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发表。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所以是鲁迅先生口述，然后胡风用日文将他记录下来，作为爸爸文章的介绍，寄给了杂志。其中又一次提到：
……长期活动在湘鄂西地区，不幸的是他和上面的“领导”不合，要发作品和批评都办不到。《崖边》也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好不容易走向成功的时候，可是被南京政府逮捕，现在还不知呻吟在哪里的监狱里。因友人的编辑，六月中出版了中篇《崖边》。
“鲁迅先生目前卧病中，我代写了这个小传。”
《崖边》发表以后，胡风伯伯又将爸爸的小说整理成一个集子，交给了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结集出版了。它被列为《文学丛刊》之一。因为《崖边》是在首篇，所以集子就被题为《崖边》。当时因为爸爸还被囚禁在监狱里，怕出了书对他不利，胡风就将爸爸原来的署名彭冰山改为彭柏山，寓松柏常青之意。
这时候，与爸爸同号子的许涤新叔叔在害肺结核病，黄浩叔叔又得了中耳炎。而且这中耳炎来势很凶，高烧烧得黄浩叔叔的生命都面临着危险。于是大家都说，爸爸不是认识鲁迅先生吗，先生不光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懂一些医道。为什么不去问问先生啊。这时候似乎只有鲁迅先生可以救大家了。于是，爸爸遵照大家的嘱咐，给胡风伯伯写了信，让他代为询问先生。很快，先生就让胡风买了药。胡风带着药亲自到苏州监狱里探望。回来以后，先生问胡风：“他现在监狱里怎么样了？”胡风回答道：“很不好，都在病中。”于是先生建议将爸爸的稿费，按每月五元，分期寄到苏州监狱去。接着梅志阿姨就从“文化生活出版社”提取稿费，每个月初跑到邮局，以爸爸的亲戚的名义，将钱汇往苏州监狱。就是用这个钱，按照鲁迅先生开的药方，爸爸为同监狱的难友买药，大家的病得到了治愈。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去看望当年和爸爸同监狱坐牢的另一位难友李波人叔叔时，他对我说：“后来我们在监狱里听说鲁迅先生去世了，我们谁都不敢告诉你爸爸，都害怕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到十天以后，已经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你爸爸收到胡风的来信，上面说：豫翁不幸去世了。逝者是永劫地不会回来了，我们得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拥抱……
“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就那么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我劝他，我们要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你父亲对我说：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他的死，对革命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鲁迅先生才这么年轻啊。他要不是给国民党迫害，他要是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好一些，肺结核病早就治好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爸爸和鲁迅的另外一个学生曹白投笔从戎。临走之前在上海照相馆拍此照留念。左为曹白，右为父亲。
爸爸又一次沉入黑暗之中，黑暗中的日子在慢吞吞地过着，毫无希望，却动荡不安。用爸爸自己的话说：“……我一生没有过热闹的日子，所以凡是我的朋友——无论死者或是活着的，常常和着我的血液在我心底里涌动。其中，鲁迅先生要算涌动得最厉害的一个。虽然我没有看见他的死，但是他给予我的印象却是特别深切……”
后来爸爸提议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以争取书报自由和改善犯人生活条件为理由，与监狱斗争。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号子的张文仪、王凌波、何建础同意，并决定让爸爸起草大纲。但是，他们都没有纸和墨水，给家人写明信片是进特别看守室的，一切由监狱控制着。大家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有人把家里送来的双页线装书拆开来，在背后写字。然后爸爸用看病偷来的打针用的砂轮片，将它在水门汀上磨成刀片，再用它把筷子削尖了当笔使。大家轮流给家人写信的时候，拿一个空牙膏管子，一个盯住看守，另外那个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棉花吸墨水，然后把棉花封在牙膏管里。当材料备齐后，就轮流站岗挡住看守的视线，让爸爸写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