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已经全部断绝，甚至找不到一张地图，就凭着大概的方向，朝南走去。妈妈头上还戴着国民党军队的帽子，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手臂上是他们军队的臂章，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在公路上行走，累了就在沿路的小铺子里吃点东西，夜里就在路边随便什么地方睡一觉。就这样，她一个人走了七天七夜，走到南昌。又从南昌走到株洲，到了株洲才乘上了长途汽车，抵达长沙。妈妈心里充满了阳光，她什么都不怕。她相信她自己会从这片沙漠里走出去的。妈妈说的“相信”两个字，同别人说的不一样。这是妈妈的灵魂，她一直这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她的性格，而她命运也就在这之中被决定了。
到了长沙，这个全国闻名的文化城，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国民党自己用一把大火烧了。满街的废墟，四处讨饭的穷人。在倒塌的屋檐下，散发出一阵一阵臭味。妈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国民党不抵抗，用毁灭来抵制日本人的侵略。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那么沉重和痛心。似乎，就是在那一刻，更加坚定了她跟随共产党的决心，有一天，她一定要去延安。她没有在长沙过夜，乘车赶到了宜昌。在那里搭上船，抵达重庆。
王芸生先生吸收妈妈参加《大公报》工作，任重庆市记者。报社在堆东西的屋子里清出一个角落，妈妈就在那里住下了。她裹着报社发给她的一件灰色的军大衣，就坐在范长江记者对面的桌子上。不是采访就是写稿，捱过了整整一个冬天。
生活和她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重庆听不见枪弹声，闻不到火药味。有时，那缺了字的霓虹灯依然在一些大饭店门前闪烁，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进出出，谈论着几乎和抗战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地方的小报上，依然登一些女演员的小道消息。著名女演员某某，不合法怀孕，偷偷流产，乘公车的时候，鲜血从裙子里滴在车上……这些都让妈妈不能忍受，那时她二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怎么能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怎么能看这样的新闻？
她的理想，她的奋斗目标都不存在了。黄昏，大街上传来温馨的笑声，她看见爆竹跃上天空。那声音，她听不见了，她能想起的是陈日蒙的眼光，她现在在哪里？她也许正面对着日本人的刺刀，她也许在为妈妈失望。可是这一切也在忘却，她们突围的日子，她们争吵的声音，还有陈日蒙坚定的革命目标，都看不见了。完了，都完了，连同同学的友谊都在消逝，都记不清楚了。那她还能写什么？写那么多又是为了什么？她不是从自己的文字上走向死亡吗？
一天早上，妈妈走到王芸生先生的桌前说：“我决定离开重庆，我还是要去延安。”
王先生惊讶地望着她，疑惑地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待遇不好？我可以给你涨到五十银元的工资。”
妈妈摇了摇头：“不是钱的问题。我受不了重庆的气氛，大家把我们的国难忘记了。”话没有说完，一份委屈，一份感伤涌上心头，她几乎要哭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