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的父亲从东北逃回来了，留在北京工作。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记得，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上海纺织工人在日本人开的工厂举行罢工，结果走到英国人的租界的时候，英国警察开枪打死十几个工人。我父亲愤怒极了，他拉了一头小毛驴就到香山的教会学校去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天上下着大雨，我母亲就说：‘你等一下吧，等雨停了，等天晴了再去把孩子接回来。’我父亲脾气非常耿直，他说：‘我不能再让她们在那里呆下去。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
“就这样，他和我姐姐骑上小毛驴，冒着大雨，走了整整一天，到深夜才把她们从教会学校接回家。对了，那时候，我们家里绝对不准吃香蕉的。因为我父亲说，那是从日本进口的。我们家一直是禁用日货。
“我们家住在东单，出胡同不远就是日本人的练兵场。他们真是可恶之极。平时不练兵，到刮风下雨的日子，就在那里大喊大叫。后来更可怕了，干脆跑到大街上来练打靶。我们一下学，看见他们举着枪在街头上开枪。吓得我们跑啊，跑啊。可怕极了。到后来那就什么都不管了，连坦克都在北京大街上开来开去。所以，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
“当时就有人写诗描写国民党的官员，‘赵四风流朱五狂，蝴蝶翩翩舞端庄，将军日日酣歌舞，昨夜兵车破沈阳。’读这些诗句时，我们悲愤极了，我们恨透了当时那些军人，那几个掌权的。所以我父亲从小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这些。那些特务头子在北京横行霸道，大家都知道。我们虽然很小，也不问政治，但是这些都是太公开的事情了。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都是无恶不作。我们的家庭是根本不问政治的，可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有自己的良心。政府把东北的三个省让给了日本人，却规定我们不准讲抗日。谈到抗日就是反政府，这让我们怎么认识这个政府？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不久二十九军从北京撤退。我们在家里的后院开始挖坑，把一个大水缸埋到地里。然后把家里觉得贵重的书放在里面，盖上了厚厚的油布，又把它们用土埋上。我们知道要逃难了。那时候，我十七岁，已经很懂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