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见我双手被捆起来，还让人牵着走，怒得骂了一句，说：“你犯了啥子纪律嘛！”
牵我的战士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同志一听就火了：“他算个啥子改组派哟！他知道啥子叫个改组派嘛！他是洪湖边上谭家巷的人嘛！一个十几岁的娃儿，连父亲都没有的娃儿嘛！”说到这儿，他的音调都有点变了。
我心里一热：军长统率千军万马，竟把我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娃娃记得这么清楚！
站在他身边的关向应政委也说话了：“他当油印员的时候是模范团员，鲁易要调他去当警卫员，人家九师还不愿放哩！”
贺龙军长听了，找到那个政务科长，说：“快把谭娃儿给我放开！我替他打保票。”
绳子松开了，我张开被勒得发肿、发黑的双手，扑过去，叫了一声“军长！”腿一软，就昏倒在地上了……
我被寄放在老乡家里养伤，伤好后，又被接回到贺龙同志身边。他高兴极了，让炊事班给我做了一盘鸡蛋炒饭。我一边吃，一边给他讲述自己蒙受冤枉被捆的经过。他坐在一旁，衔着烟斗，大口大口地喷着烟雾，全神贯注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插话：“还有呢？”“后来呢？”可是当我讲完了花娃惨死的情形，半天半天，他都没有再插一句话。抬头看时，我被他脸上的神情惊呆了。只见他衔烟斗却忘了吸，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鼻孔大张着，一抽一抽地，一字胡的两角也上下急剧地抖动着。突然，只听见他猛地抽泣了一声，泪水扑簌簌地滚了一脸。他急忙站起身，躲开我的眼睛，在屋里一来一去地急步走动着。好半天，总算平静一些，重又点燃了烟斗，猛吸了几口，坐下来，闭目思忖了一阵，这才睁开眼，强自镇静地望着我说：“这，都是自己同志的血呵。你看，就这样白白地流掉了。”他磕磕烟斗，又装满了一袋烟，然后加重语气说，“实在是白白流掉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