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讲把他吓住了，再不吭声。我当时虽然得救了，但彭琦还是被当作“粤月团”杀害了。前几年，宜章县送来的烈士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彭儒来找我，请我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为他写了证明，详细说明了他被冤杀的过程，最后我用心血写了一句看似口号却并非口号的话：“彭琦烈士永垂不朽！遭冤杀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甚至在重读欧阳将军的文章时，还是能感受到当时的恐怖气氛，一种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恐怖。在我们的生活中，对于恐惧，我们还是谈得很少、很少。就是父亲在经历了这些以后，他都不会对母亲再说什么，现在想来，不仅仅是像母亲理解的那样，父亲觉得对于他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脱党了，说不出口……其实，是他被开除出党了……
这在我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朝坏的方面去理解父亲。一晃六十年过去了，我却对父亲，一个并不高大的形象，产生了更深的敬佩和尊敬。
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初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资料中关于红军老战士的自述文章里，也提到了妈妈说的“夏曦”这个名字，就是那个曾经要将爸爸的团合并掉的那个人。但是往下读去，并没有说到任何和爸爸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老红军的回忆。此刻当我将文章抄下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在回上海的时候，在复印这些文章时，我没有复印上老战士的名字，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害怕，我害怕在过海关的时候，会有什么麻烦。一份说不出的遗憾。我把所有的原件，都留在海诺德的阁楼顶上了。
我完全是因为害怕，害怕带这些东西回家，害怕在机场被查抄，害怕会给自己、给妈妈惹出多余的事情，所以就把它们留在美国了。可是，到了上海才发现，“文字狱”却开始在被一代一代的人，在被电脑、被英特奈特的网络决口，人们已经开始、也敢于毁灭这地狱般的噩梦了。大街小巷的书摊上，什么样的文字都能看见，什么样的杂志都能读到，我的这点材料又算得上什么呢？
可我，带着童年的记忆，带着我们家族的血液，在对待文字的时候，总是比别人多一份敏感，多一份谨慎，甚至是一份恐惧。我战战兢兢地拿着这些材料回来了。现在看来又是多么可笑的一个形象。
下面摘自红军老战士×××的自述：
当时，凡是稍有点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肃反委员会”定成了“改组派”。像我们这些大老粗，当时还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庆幸。
部队内部的“肃反”却仍在“继续深入”。段德昌同志的警卫员花娃也被捆起来了。我和他拴在一根绳子上，由专门负责看押任务的特务班牵着行军。麻绳紧紧地扣在手腕的肉里，脖子上压着重重的弹药和米袋，腰弯着，脖子伸着，像两个负重的骆驼，在狭窄的田塍、崎岖的小道的山路上挣扎前进。部队吃粮困难，我们是“犯人”，受人歧视，因而更难吃上一口饱饭，喝上一口热水。饥饿、疲劳和疼痛，像三股邪火，残酷地折磨着我们。湘鄂西一带，尽是山区：巍峨的大巴山，险峻的武当山，雄峙的巫山，一座紧连一座，真是千山万壑，群峰耸立，莽林遍布，河沟纵横。那山路，就像一条高挂在崖壁上的布带子，每爬一步都要付出十倍的气力。好不容易来到巴东境内，渡过了长江，抬头一看，啊呀，前边又是立陡立陡的高山，据说叫野三关。这时，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上飘着大雪，地上结着冰凌。连日来行军赶路，脚上的鞋子早就跑丢了，寒冬腊月打赤脚，脚趾甲也踢飞了，脚掌和脚后跟裂着大口子，血肉模糊，走一步在雪地上留一个血印子，疼得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