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二十岁的爸爸正拿着彭馥渠老师的推荐信跑到上海。他考取了“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经济学系（这是个免交学费而且提供膳宿的大学，原为国民党暗中培养反共分子的学校。但是，学生大多数出身贫寒，结果却培养了很多倾向共产主义的学生）。
爸爸常常逃课，有一次终于被教授在图书馆里抓住了。老先生看了看爸爸，一句话都不说。爸爸尴尬极了，就像当年从床底下被彭先生抓出来似的，不知该怎么解释。
爸爸这样解释他的行为：“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这么多的世界名著。”
教授说：“书，是永远看不完的，课还是要来上的。”
最糟糕的是，爸爸常常从图书馆偷一些“禁书”拿回宿舍去看。当时，他偷回去看得最多的是《资本论》。他和同学许涤新、马亚人一夜一夜在那里讨论，后来他们都被马列主义征服了，他们又和黄大德、马纯等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爸爸还与许涤新、黄大德开辟了墙报《海灯》。不久，爸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当许涤新和马亚人都成了新中国的经济问题权威时，爸爸却在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和他们取得联系，希望和他们说上话，希望得到他们的证明——证明爸爸不是“反革命”。在争取为爸爸开平反追悼会前，妈妈让我去找过许涤新。许伯伯对我说：“我知道了，我会给你爸爸写证明文章的。”后来，我在《文汇报》上读到许涤新为爸爸写的悼念文章。重新返校回北京时，我又一次去看望了许伯伯，告诉他：“妈妈让我代她谢谢你……”
他没有说什么，只叹了一口气：“……不容易啊。”
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哭了。他递给我一块那种叠得方方正正、老式的男式大手帕，就那样放在我的手上。他没有再说别的什么，也没有劝告我不要哭了之类的话。他留我在他家吃便饭。那时候我是一个穷学生，走到哪里就在爸爸妈妈的朋友家吃饭。只是看见爸爸的老朋友时，就是想哭。心里充满了委屈和失落。爸爸离开我们太早了。
一九三一年。
这一年在爸爸的生命中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转折点。先是在春天的时候，他和覃必愉结婚了。而后，他秘密加入已转入地下的中国共产党。接着，在秋天的时候，爸爸接受了共产党的任务，在上海劳动大学领导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查禁学校图书馆里的激进书籍，反对学校开除被指控为“进步教授”的老师。这些都导致爸爸再一次被大学开除。
同是这一年的冬天，爸爸突然接到一份急电：“彭馥渠先生在南昌教书，不幸患伤寒，故世。”拿着这张薄薄的纸，爸爸不敢相信上面所说的一切。一个人，就那么脆弱，一场疾病竟然能把彭先生的生命带走了？他惊住了，呆滞的目光不知道停留在何处。他张着嘴，却说不出话。就像在梦里，踩在一片沙堆上，高高低低的，那么费力，可怎么也走不出去。他努力想让自己哭出来，嘴却像被人捂住了，怎么翕动，也流不出眼泪。喉咙干涩得难以忍受，连呼吸都在嗓子眼里堵住了。爸爸的家，从来没有什么欢乐，也没有节日。可是他们家还从来没有死过人，他不知道什么是送葬。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接受这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