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手表壳也被打裂了。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她是被拉到后台，造反派站在边上看着，一个女的（当我分到上影厂工作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在厂长办公室对面的打字间工作，看见她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起管她叫老刘，我不知道就是她）跑了上来，一把揪住妈妈，接着剥掉了妈妈身上的棉衣和毛衣。在冬天，就让她穿着贴身的棉毛裤和棉毛衣站在一群男人的面前。然后举起宽宽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朝她身上抽去。妈妈居然还会跟她争个理，妈妈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怎么可以打人？”老刘大声地说道：“告诉你，我打的是阶级敌人，我这就是阶级报复。”说着，她重新举起皮带，那上面的大铜扣子，直直地朝妈妈的头上砸去，划过脸颊往下落，一下又一下，一直打到妈妈昏了过去。妈妈跟我们说：“她要报复我什么？我从来没有跟她一起工作过。”那时候的人，用现在的逻辑去想，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与其说是在干革命，不如说是在演戏。真真假假之中，谁都说不清，这戏是演给谁看的。
当邝医生给妈妈检查后，晓岑决定将妈妈立刻送到上海译制片厂（妈妈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医务室治疗。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晓岑骑着自行车紧紧地跟在后面，一起赶到了当时还在梵皇渡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
送进医务室的时候，查婉澄医生还在那里，她将妈妈放在屏风后面，立刻给她打了止血针。我坐在靠门的地方，看见造反派头头戴学庐、吴经纬带着好几个人走了进来。医务室很小，只觉得挤得满满的。查医生拉上了白布帘子，将妈妈和他们隔离开来。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团团地围住了查医生，不停地在讲话。
一直到最后，戴学庐不耐烦了，他问查医生：“你的意见是什么？”
查医生说：“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诊断的报告是，至少要给朱微明一个月的卧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