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妈妈说对了。她总是这样跟我们孩子说：“政治是很可怕的，也是最肮脏的。你们一定要学个本事生存，不要搞政治。我就是一直不要当官，这才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解放后，妈妈几乎一直在上海译制片厂任俄文翻译，没有任何官职。她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影片结束，在“译制人员”的字幕栏上，是看不见母亲的名字的，她是被划入另册的翻译。那一天她被拉到电影局，实在是去“陪斗”的，她已经算不上什么人物了，仅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我和小梅没有挤进电影局，那时木门只打开了一半，只看见一辆封闭的卡车开来，刚刚够卡车开进电影局，紧接着木门就把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拦在淮海路上。
这是唯一在“文革”后保留下来的爸爸和皮定均叔叔的合影，右一是爸爸，后排中是皮定均叔叔，摄于松江二十四军军部。
我和小梅一直等到天黑，人群早早地散了，但是没有看见妈妈他们出来，更没有看见任何卡车开出来。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也不在。坐在黑暗中，我问小梅：“你说会出事吗？”“不知道呀。不会吧。”我们对出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但是黑暗的黄昏，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安，一种恍惚。我们在那里胡说着，猜测着，实在是不敢有太多的思考。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哥哥晓岑跑到电影局去的，突然在晚上七点多钟，晓岑扶着妈妈走进了家门。
我跑去开灯，晓岑说：“不要开大灯，开那盏小台灯就可以了。”
黑暗中，我一回头，看见一个头已经被打得肿胀起来的母亲，她的眼镜被打碎了，红肿的眼皮耷拉在那里，掩盖着瞳孔开始放大的眼球，她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她一路走，一路歪歪斜斜地在那里探路。眼球像是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晓岑搀扶着她也没有用，这好像不再是她的家了，她什么都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