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证明他们有罪，原告律师必须证明他们两个人和出版发行环节有关系。
《革命军》是由上海大同书局印刷发行的。出版反政府的图书，风险很大，大同书局就在出版的时候采取了防范措施，封面和内文都没有写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名字。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每本小册子卖十个铜板。而且，两本书的出版和发行都是在租界内完成的，清朝政府没有办法去调查出版方和印刷厂。况且在苏报案发生后，《革命军》等图书在市场上立刻就消失了，想买一本都非常不容易。原告律师很难证明这两本书的出版发行和他们本人有直接关系。
章太炎、邹容都坚决否认书籍的印刷、出版和自己有关。原告只能指控两位被告写了不恰当的文章。可是，写文章不犯法，写文章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原告律师古柏毕竟是位有经验的大律师，他揪住章太炎称呼皇帝为小丑一事不放，企图在文字上逼他们认错。古柏先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问章太炎：小丑这个词用在中国皇帝身上是恭敬的还是不敬的？
这个问话是古柏精心准备的陷阱。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不敬的用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对皇帝不敬；如果章太炎说“小丑”是个敬辞，古柏马上能找出证据来说这是个贬义词，证明章太炎在说谎。
当时法庭上的人都屏住呼吸，为章太炎捏了一把汗。每个人都在暗自盘算着：这该如何回答？
章太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是一个普通的称呼。观审的英国副领事这时候插话了：那不是不敬的吗？章太炎坚持说：既不是尊敬，也不是不敬。总之，不管古柏怎么问，章太炎都回答得很模糊。
轮到邹容的时候，邹容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给《苏报》投稿，不想推翻朝廷。
在第二天的质询环节，章太炎和邹容都没有让原告律师抓住把柄。经过两天的审讯，章太炎、邹容并没有让清政府抓住什么把柄，渐渐占据了优势。
庭审的第三天是证人质询环节。证人出庭，证明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是不是具有煽动性。
被告方找来的证人是工部局的董事李德立。李德立是个外国人，他认为普通人不会把《革命军》这样的小册子当真。因为章太炎和邹容两个人的文章充满情绪，语言离奇荒诞，如果不是被请来做证，他自己没兴趣看完这两本小册子。李德立的证言，显然有利于被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