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您看来，中国文化的新生是可能的吗？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观察西方文化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难道不也存在相当大的危机吗？
程抱一：西方也处于一个堕落的状态，物欲横流。但还是有些真艺术家，不是哗众取宠的。西方底子大，好的东西并没有放弃，我们以为他们放弃了，并不。你到音乐会，展览会，看建筑。真正建筑家还是要去看大教堂。他们都去看，比如设计北京歌剧院的安德鲁（Paul Andreu），一见到教堂他都要进去看。神圣还在。
中国神圣的东西没有了，从前可能有些大境界，现在又没有东西可以替代。中国没有高贵的东西。像王朔那样的作家，好像能赚点钱，用圆滑俏皮来卖钱。美，不只是外面，我们看到的杂志上的标准美人图，那种东西是很容易厌倦的。美好像是由喷泉一样不断涌出来内心的要求。我们生命形态的独特，而不是千篇一律。我们有美的要求，因为我自己的形象，要求和另一个形象互相吸引交流。一朵玫瑰，就因为独特才达到那种灿烂。否则，一朵假的玫瑰也可以。生命的世界形成我们每个个体的独特，因而每一个体都能达到对美的要求。
问：您目前还有哪些主要写作计划？
程抱一：我不是那种每年都要出一本书的作家，目前，我也知道我在世的时间不长了，这是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可是，我至少有三部东西一定要弄完。是三个不同形式的作品。一是思考性的，中国与西方综合性的思考。另外一个是一本诗集，也是一个比较，我自己想法子将它提到一个高度。然后是一本小说，我想挖得更深一点，对生命的奥秘和人的命运的探究、遭遇都包括进去。在地平线上还有三部东西摆在那儿，我还不能安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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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4年11—12月号。
欧洲的衰落与新生
讨论欧洲的衰落与否并非易事。一方面我们没有明确与公认的标准来判断衰落与否，另一方面，欧洲本身也十分难以界定。如何定义欧洲？地理的欧洲、制度的欧洲还是文化的欧洲？如果我们所谈的欧洲，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仅仅从某一个时期欧洲各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增减来判断欧洲的起落？如果我们拉开历史的视野，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军事及其赖以立足的制度层面全方位观照欧洲的衰落。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的判断就必须全面检索欧洲的制度及其前景，以及目前欧洲联盟演进的方向。从历史长时段出发，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互相依赖，断难分开。因此，制度的欧洲也不能脱离文化的欧洲。从制度与文化出发，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地理意义上的欧洲。欧洲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工具理性等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制度均起源于欧洲，其辐射范围不仅远远超出欧洲本土——欧亚大陆西端的这一地域范围，甚至从很大意义上还在北美结出了较其本土更为辉煌的果实，以至于我们在讨论欧洲文明时不得不也将美国包揽进来，干脆以西方文明称之。就此，笔者也不能免俗，本文中在涉及制度、文化等领域时也会将欧洲或西方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