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方的对话主要在三面，这我在法兰西学院做演讲时已讲了。
第一是同自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对话，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后来的笛卡尔、康德、谢林（这个人对我很重要）、黑格尔、狄德罗，包括卢梭。
第二是同艺术，包括音乐、美术和文学对话。
第三个对话对象是犹太—基督教的心灵传统。我一直不用宗教，不用信仰这类字。而用心灵（spirituel）。我对此的兴趣是文化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这是丰富，帮助我对生命现象进行观察的一个途径。西方很多重要的作品事实上都是跟宗教背景有关系的。不管是但丁的神曲，还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法国的夏多布里昂，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随便举这些例子，托尔斯泰，这些大作家，甚至现代的詹姆士·乔伊斯、普鲁斯特，都是受过这个传统熏陶过的，是宗教性传统对人生的一种领会或者理解。
问：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讲，您关于中国绘画艺术理论的阐述对法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想，这自然不仅仅是一个将中国文化翻译介绍到西方的过程，因为，任何一种翻译都是创造，您的中国艺术理论更是站在中西文化汇通的高度对绘画艺术的新的思考。我记得法国一位重要的女文艺批评家就从您的著述中受益匪浅。
程抱一：Christiva是吧，她写信给我，她说你那些翻译的东西，非常忠实，她也学过中文，可是很奇怪，所有这些不管是《中国诗语言研究》、《虚与实：论中国画语言》还是《神气》，这些东西都受了你个人的光辉照耀，但没有被曲解。德国有个翻译家伽达默尔（Gadamer），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学生。他后来思考范围是诠释学，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传统观念中诠释，就好像胡适之考证《<a href=https:///tuijian/honglou/ target=_blank>红楼</a>梦》。但我们新的诠释学是后代人，不可能绝对地进到庄子或墨子的内心。事实上，我们每一代的人，都是受过自己当代文化的熏陶，著作或思想都有一种新的光照，这并不妨碍诠释。事实上中国也是一样，汉朝的时候，不管是董仲舒还是别人，解经的时候，都进了一步。到了<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唐朝</a>的时候，孔颖达那种人去解五经，也进了一步，到了后来满清时代，或者是明末，无论是顾炎武甚至之前的王阳明在诠释的时候，都进了一步。又比如<a href=https:///Tags_Nan/ target=_blank>宋朝</a>的朱熹和陆九渊，他们这些人都受过佛教的影响，华严派，所以他们解释五经的时候，已经是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甚至之前的张载，宋明的理学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