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莫兰先生，您是著名的思想家，近年您对复杂思维的研究和倡导渐渐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我首先想请您谈谈对于当今世界整体走向的看法。
莫兰：我曾经写过一本书，题为《地球—祖国》，此书已译成中文。在此书中我阐述了我的有关看法和希望。我们不仅有作为民族国家的祖国，也有一个共同的祖国，这就是我们的地球祖国。我觉得我们应该建造一个我称之为的“社会世界”。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几个世纪前就启动了，将世界连成一体。这是一个险恶的历史进程。毋庸置疑，在这一进程中，西方通过奴隶贸易、强权、抢劫、征服，将世界其他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今天，在非殖民地化之后，世界仍然留下了昔日的不平等的烙印。的确，西欧在几个世纪之中曾经是统治世界的中心。这也许是最为残酷的统治，但却不是唯一的统治，成吉思汗、铁穆耳都曾统治过世界。虽然他们的统治是短暂的。但我同时要指出的是，从西欧这块土地上所产生的价值，也成为非西方解放的武器，使他们得以挣脱西方的统治。如民族自决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女权思想以及国际主义的思想等都产生于欧洲。这里存在一个历史的悖论：欧洲一方面是对世界进行恶虐宰制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些被宰制的民众，也只有在拿起产生于欧洲的权利思想时才可能从欧洲的宰制中解脱出来。
陈：请问现在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莫兰：当今阶段的全球化进程始于1989年。它建立于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技术基础，尤其是全球传播系统，电视、电话、因特网等等；另一个基础是经济的，即世界市场。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我们既可以将这一阶段看作全球化进程的终结阶段，也可以将此看作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即是说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的兴起。
陈：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需要一些什么因素呢？
莫兰：需要一块地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块地域就是地球；需要一套传播网络，我们现在有前所未有的最先进的传播网络；我们还需要一套经济体系。这套经济体系也已存在，但可惜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缺乏控制和调节，特别是缺乏导向。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并非导向人类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缺乏一套控制系统、一套指导系统。我们开始有了一点法治系统，如海牙国际法庭，但这仅仅是一个最初的起步。我们开始有了一点共同的制度体系，但很脆弱，如联合国。我们也有一些还处于胚胎阶段的尝试，如京都的环境保护协定，旨在避免人类生存状况继续恶化。
陈：这就是我们可以形成世界社会的全部因素了。
莫兰：不，我们还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