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家里——”蔡琰的这番言语听起来就像一种强烈的讽刺。
“在外不可轻易开口。”因为有这层意思在内。
《三国志》中如此描述此时长安的气氛：道路以目。走在路上，哪怕遇上了熟人，也只是对望一眼，不敢跟对方打招呼。自不待言，这是董卓恐怖统治的结果。董卓真正的目的并非只是镇压反对派，或者说他对反对派并不太介意。自从洛阳执掌政权以来，他便已经将有实力的反对派消灭殆尽。此刻早已不存在什么足够同他抗衡的对手了。他的目的是假借罪名来没收人们的家产。董卓的占有欲强烈到病态的程度。无论什么东西，若不据为己有，便会感到难受。
——为子不孝者，为臣不忠者，为吏不清者，为弟不顺者。
凡有以上罪名者均处斩首，罚没财产。当然，也会对告密者大加赏赐。平日里关系不好的人，整日都为对方是否告密而惶恐不安。不孝、不忠、不清、不顺之类笼统的罪名，大约谁都多少有些吧。
恐怖政治令世间一片黑暗，人们缄口不言，什么都不敢说。
家里只有父女二人。
“不要只是叹息，也随便说点什么吧。”蔡琰说。
“哎！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蔡邕说。
这一声叹息中饱含着对现实的感受。
蔡邕出生于陈留圉县（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杞县的南端）的名门世家，天下还算太平的时候，他从没想过要立什么功名。他向往的是老庄“无为而治”的自在生活。他不仅精通古籍，还通晓天文、算术、音律，更善于舞鼓弄琴。蔡邕不想做官，只求悠闲自得的隐居生活，然而世间的事情常常不随人愿。桓帝当政时，他受了朝廷的征召。那时是宦官擅权的时代，喜欢音乐的宦官徐璜等人上奏——蔡邕之琴乃天下一品。于是桓帝下诏，令陈留太守征召蔡邕入宫。蔡邕不得已奉召入京，然后借口途中染病，终于免了入宫之苦。话虽如此，蔡邕既然已经名扬天下，再想隐居乡野，便是难上加难的事了。
野无遗贤——此乃为政者的义务。
在政界飞黄腾达的野心，与蔡邕的性格格格不入。然而，朝廷的征召无法辞退，他便想走自己喜欢的学问之路。他历任郎中与议郎之职，负责编撰史书。此后受诬获罪，被流放至五原，与太守王智不睦，只得去往南方。王智是权倾一时的中常侍（职掌宦官）王甫的弟弟。世人皆赞许蔡邕不畏权贵的精神——与他本意相反，他的名望越来越高。
这一名望，便为董卓所利用。入主洛阳、掌握实权之后，董卓便想征辟蔡邕。蔡邕使出了老手段——称病不仕。
董卓大怒：“我有能力诛杀一族，蔡邕如此不识抬举，看我如何教训你。”
蔡邕闻言，出于无奈，只好应召出任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一职。出人意料的是，贪得无厌的董卓竟然非常中意毫无私欲的蔡邕。大约是因为反差太大，已经越过了反感的界限，转而生出好意了吧。
迁都长安的时候，蔡邕已经被任命为左中郎将，封为高阳乡侯，属贵族之列，俨然是董卓派中的大人物了。
“竟然连如此清廉的蔡邕都……”世人都对这一事实大感诧异，纷纷议论，难道董卓也有什么可取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