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与太祖一样，太宗也是大宋帝国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认太祖赵匡胤的《誓碑》，并将其接续下来，成为帝国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程序。如萧规曹随一般，赵炅的率由旧章，事实上成就了赵匡胤《誓碑》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践祚第二天，诏书说到“五条意见”的最后一条：“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里的“纪律”，就意味着他对《誓碑》的肯认。我甚至有理由猜测：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那一个大雪的深夜，赵家老二、老三，这两个皇上在宫中密谈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这是理解“金匮之盟”暨“兄终弟及”之后，大宋政策连续性的线索之一。
太祖一朝，没有一个因为“上书言事”而被杀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个近似的案例，鲜少为人提及。
太平兴国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张两光，考进士殿试不合格，落第，于是“纵酒大骂”，热闹的街衢中，围观者很多。他越骂越不像话，逐渐开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责骂。被巡官发现，抓捕，汇报到朝廷。史称“上怒”，结果张两光被杀。
《誓碑》规定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张两光如此开骂，已经不是“士大夫”，而是“癫狂文人”“犯法文人”。这样的“文人”与“士大夫”不是一个概念。《誓碑》从法制上保障言论自由，并没有包括犯法自由。张两光不是“上书言事”，而是“犯法”。至于他所犯之法，是否当斩，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誓碑》无关，因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985），科举考试，已经录取进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说：“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没有录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于是下令复试，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个叫洪湛的人，史称“文采遒力”，文章写得漂亮、遒劲，特升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988），礼部录取二十八人，有一进士叶齐打鼓，认为不公，于是再试，又得到三十一人。诸科因此而得到官职的人达到七百人。史称“一时待士可谓至矣”，一时间对待士大夫可谓很优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备之人。因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会为害地方，做朝官就会为害社稷。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张两光没有被录取，就大骂，违背了公序良俗，已经有失士子体统，又“言涉指斥”，更是违反当时的刑律规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应该令太宗失望。一时施出辣手。张两光罪不当诛，是事实。
因此，这件事还不足以证明太宗违反《誓碑》的约定。
由于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宪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为有道义有格局的一代贤君。
《宋史》盖棺定论
太祖《誓碑》有两个版本，都值得重温：
第一个版本：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